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4军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第51师和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骨干是58师。第一任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毕业，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外甥，是标准的嫡系。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以中央军和浙系军队最为显赫。第74军既是中央军又属浙系军队，算得上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王牌”中最耀眼的明星，有着一系列的辉煌：“抗日铁军”、“虎贲师”、“御林军”，并荣获国民党最高奖励“飞虎旗”。该军声名显赫的原因不但与其高贵的出身有关，更与其在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关系极大。八年抗战中，该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抗战的重大战役，多次勇挑中国军队主力重担，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其中最为惨烈、可歌可泣的铁血拼杀就有三次。
一战德安 浴血奋战
1938年7月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爆发，日军苦战两个月进展甚缓。为了尽快突破国军德安防线，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命令第106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一线，然后向德安西南迂回穿插，协同正面攻击部队围歼德安一线约20个师的国军。9月25日，第106师团突破五台岭，迅速向国军防线纵深推进。10月1日，106师团主力已进至万家岭一带地区，但在白云山遭到了国军第4军的顽强阻击。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闻讯后果断决定调集重兵围歼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这一作战决心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2日，第九战区调集12个师合击万家岭地区之敌，国军各部从各方向发起向心攻击。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见形势危急，而正面进攻部队又无进展，便迅速放弃原定计划全力突围，突破口选在74军58师防区，58师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日军113联队在空军支援下的多次猛攻，但是58师也付出巨大代价，经过两天激战，全师仅存500人！眼看阵地难保，58师师长冯圣法不得不向军长俞济时求援，此时俞手里也没有预备队，他将军警卫营投入战斗，只留下了一个班警卫军部。这才确保了阵地，粉碎了日军突围的企图。10月7日，国军调整兵力，发起全线总攻。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第51师多次猛攻均未得手，后305团团长张灵甫（后来升任74军军长）献计从山后偷袭，并亲率突击队从山后偏僻小道袭占张古山。74军攻占张古山，为突破日军106师团防线立下头功。10月9日，薛岳令各部组织敢死队做最后决死攻击，经过激战国军攻占万家岭、雷鸣鼓两处要地，当晚国军第4军的突击部队一度曾进至106师团指挥部仅百米处，淞浦组织师团指挥部所有人员准备迎战，连自己都拿起了枪。由于第4军没有确切情报，又是夜间，才没有发现日军，使淞浦得以侥幸逃脱。此役国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死伤逾万，连师团长淞浦中将都险些被俘，战果之辉煌足以与平型关和台儿庄媲美。
战役中74军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伟。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将74军调至后方休整，都被薛岳拒绝，而74军的表现确实没让薛岳失望。战后著名作家田汉和任光曾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
二战上高 劳苦功高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57师和58师。
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上高位于江西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日军占领上高，既可相机拊长沙之背，又可得到进攻赣南的前进基地。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兵分三路，企图合围国军主力于高安、上高地区。但南北两路进攻均被击退，中路主力日军34师团孤军深入，遭到74军坚强抵抗，被包围于上高东北地区，进退不得。3月22日至24日，日本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亲自督阵，并纠集南路池田残部共万余兵力，猛攻74军云头山、白茅山阵地，以求最后一逞。日军出动百余架飞机，反复狂炸57师下陂桥阵地和58师白茅山阵地，投弹多至一千七百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马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第74军不得不动用预备队先后七次与敌肉搏，毙敌二千余。第74军将士舍身拼杀，激战三天两夜，阵地纹丝不动，为友邻实施两翼对敌包围，争取了时间。在全线出击中74军又作为先锋，乘胜追击，收复官桥，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整个上高会战，日军第33师团遭到重创，共毙伤日军1.5万，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更是高达70%以上，被何应钦誉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此役74军被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三战常德 失而复得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目标之一就是寻歼国军主力74军。战役开始后74军奉命开赴沙市街增援，结果被日军情报机关侦悉。日军立即提前发动攻击，集中两个师团夹击74军，74军猝不及防与日军激战两日，57、58师伤亡过半，遭到了巨大损失。尽管此战74军失利，但在与日军遭遇之初，74军在华中一线仍颇有斩获，并以凌厉攻势一度迫使日军第3师团后退，也显示了中国王牌军的威风。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日军在常德城下招数用尽，炮火、毒气、飞机、坦克悉数上场，炮火几乎把整个常德城夷为平地。74军虽伤亡巨大，但精神高昂，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此时全师只剩下不足600壮士，各级指挥官伤亡达95%，重武器被毁达90%，所有后勤兵员全部参加了一线作战，且已大部牺牲。3日凌晨，师长余程万率余部180人突围，其余官兵由第169团团长柴意新指挥，自愿与常德共存亡。他们与突入城内的日军逐屋争夺，与敌肉搏十余次，全部壮烈殉国。6天后余程万随反击部队又杀回常德，收复常德。此役正逢美、中、英开罗首脑会议，罗斯福总统听取了蒋介石的战况介绍，特意将余师长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常德人民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1945年5月，在雪峰山战役中，74军再次显示出抗日铁军的雄风，给予日军以重创，获得两面“飞虎旗”。
八年抗战中，74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在各次战役中均有上乘表现，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日铁军”称号当之无愧，连美军顾问团也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由于74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所以抗战胜利后，74军是首批进入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军队，号称“御林军”。
可惜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这支英雄部队（被改编为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追随蒋介石参加反人民的内战，走上了与人民对抗的道路，最终在１９４７年５月，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于鲁南的孟良崮。该军被歼对蒋介石打击极大，蒋中正先生好几天打不起精神，衷叹道：74军的覆没是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
2007年9月16日星期日
抗日铁军与日军的三次大血拼
抗战战争时的十个英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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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 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由于中国部队战志高昂，见死不退，着实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仅此一役，就已经打破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沈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杨惠敏 女童子军冒死送国旗振奋全国人心
一位十七岁中国女童子军泅水游过苏州河，勇敢护送国旗献给八百壮士的壮举，振奋了整个上海战区和租界民气军心。
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震惊中外，为我全国军民竖起一座不屈不挠的精神堡垒。
原来，当时八百壮士为了掩护数十万国军撤退，在四行仓库独立对抗日军，除了租界外，上海基本上都被日军占领。这时候，女童子军杨惠敏，正在租界难民收容所服务，眼见对岸日军旗帜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于是她立下决心，为英勇孤军作出献旗的壮举。
她随即奔赴上海总商会，接过国旗，激动地说：“我……太兴奋了，我有荣幸来做这一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达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授旗者接着说：“好！去吧，万一你有什么……我们会转告你的家里，我们将永远纪念你。”说完，杨惠敏将外衣脱去，把国旗紧紧的缠在腰间，再穿童子军装束。入夜以后，到茶叶大楼的俱乐部，这时，英国卫兵与俱乐部的人大部分都认识她，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夜半以后，便趁机溜出大楼。
夜空是黝黑的，远处有英军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她感觉四行仓库大楼象个巨人，凛然的俯视着她，为了不让英军发现，只有沿着楼下铁丝网，爬到另一缺口，从窗子爬进去。爬过马路，她急剧跳动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听到枪声，她以为被敌军或英军发现，连忙倒在战壕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她头上飞舞，原来是白天的广播引起敌人的妒意，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
不久，枪声沉寂下去，她又开始慢慢爬，终于爬到仓库东侧的楼下，一根绳子自楼上垂下，由于早已通知守军，杨惠敏知道这根绳子是迎接她，她拉动绳子，楼上的人迅速吊进窗子。谢晋元团长和几位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 杨惠敏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雨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紧拥着杨惠敏，大颗大颗的热泪滴在她的脸上。这位百战英雄，在敌人的炮火下没有哼过半声，这时却泣不成声地说：“勇敢的孩子，你送来给我们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清晨，谢团长立刻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杆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严地举手向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壮的感人场面，叫人永远也忘记不了。
四行仓库的军心大振，弟兄们脸上掠过几个月来没有过的笑容。当谢团长带领杨惠敏参观仓库时，许多弟兄们躺在血泊中呻吟，杨惠敏问他们：“你们打算守到什么时候？”“死守！”简短有力的语调，令她感动地哭了，她接着说：“我求求你们，把你们的名字抄给我，万一以后，全国的老百姓也好知道你们的名字！”
将士们抄了一张名单给她，这时枪声又起了，谢团长立即送她走，此时，杨惠敏不肯离开，说：“让我留下为你们服务！”谢团长坚持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更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时空中枪炮声四起，谢团长立即开了近苏州河的边门把她推了出去，说：“我们永远记得你，感激你，去吧！冲过去，跳下河！”
她一个猛冲，跃下苏州河，头上的枪炮声便响个不停，她知道自己已被日军发现，幸好懂游泳技术的她可以深潜入水，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看时，苏州河畔已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欢呼招手！有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国军胜利万岁！”四周人群一齐欢呼高叫起来，响彻云霄，个个泪眼模糊。日本军机在四行仓库屋顶盘旋，企图将国旗击倒，可是始终失败，两岸的市民高声欢呼。
英国路透社记者先后将八百壮士和女童子军的英勇事迹，传遍海内外。当八百壮士完成坚守四行仓库的使命后，中央同意撤军到租界去，没有多久，杨惠敏也走到租界去为八百壮士服务。
杨惠敏不仅是中国女童军的光荣，也是中国女青年的榜样。保家卫国不是一定要持刀持枪，一面小小国旗，足以振奋战场上的军心民气，而童子军精神，就是不居功、不怕死，完全是服务人群的仁爱牺牲精神。
高志航 首创八一四空战大捷的空军战神
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阎海文 宁死不屈的“支那空军勇士”
一个驾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用配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拒绝俘降，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睛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这时，一个黑点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降落伞轻柔地飘落空中，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索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与此同时，一队队的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粗野的日本大兵边飞跑边喊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偿偿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大兵聚拢过来，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他们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急着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个冲前的日军扑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急蹬便僵硬了。“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在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日兵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射倒两个，日兵忙又趴下，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妙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话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手枪，皇军一定会宽大，会好好的对待你……”
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气，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板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日兵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颗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敌人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脚下，祖国的泥土那样芳香。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砰！”枪响了，一股殷红的鲜血，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当天下午，日本兵列队脱帽，向刚树立的一座新坟，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致敬，为敌人的勇士举行葬礼，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一个多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
阎海文，辽宁省北镇县人，殉国时年仅22岁。他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张自忠 英烈千秋的中国陆军战神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
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因为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
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四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抗战老兵的苦况
提示：采访是在2000年做的
让我们把“92”这个数字倒过来就是“29”。63年前，29军大刀片曾壮我国威，让侵华日军鬼子兵闻风丧胆，屁滚尿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当然是“最后一批人”。当时，江泽民的生父在当汉奸，江泽民在日伪大学学习。
杨云峰，92岁，29军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我和我的同事98年6月去他家采访时吃了闭门羹，我们足足等了四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回来。后来，听说他要饭去了。当时的舞阳县骄阳似火，麦浪翻滚。百般无奈，我们几个一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样也好”。于是，我光着大膀子沿河边走了七公里去邻村他86岁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小脚顶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
“鬼子当年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边走边对我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村的，他当时穿著军衣，背着大刀。”
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众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
老太太说他早丧失劳动能力了。“四处要吃要喝，确有其事。”
杨云峰膝下无子、亦无老伴。“他已经独身多年了”老太太说。
杨云峰的家乡是贫困县，他所在的村庄里居然没有一家象样的饭馆。村头有家炊饮小店卖“呼啦汤”和大饼。“呼啦汤”是用猪下水做的“大锅烩”。锅的直径有两尺，支在一个大油桶改造的炉子上，勺子是全木的，似乎没有锅盖。“呼啦汤”一煮就是一天，蓝天微风之中四起的是“嗡、嗡”的蝇声。
村里的干部看来对他也有看法，说他90岁了还和人家吵架；说村里的财政支出拮据，所以……。不过37岁的村干部对他前几年思维清晰时讲起抗战恶仗就失声痛哭的事，仍然记忆忧新、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杨云峰有个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因为“不是亲生的，所以不好处”，杨云峰老人这样对我说。他每次来京，我们都能见上一面，好好聊聊。每次，我都再把老头儿送到他女儿家，然后，他再出走。他女儿家住在五楼，杨老汉登楼从不喘，就象他的破衣服从不换一样。
杨云峰1908年生人，为了吃饭，他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的师长是冯治安中将，旅长是何基沣。解放后何基沣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还常常接济我。”这是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的。有人说他是老糊涂，我却感到他95%的思维脉络是清晰的。人们之所以躲避他、恐惧他，完全因为他是穷人，他是老人。他如果是个将军，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天翻地覆慨而慷”。
杨云峰老人身体素质好，他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抗战胜利50周年的1995年，80多岁的他还能在卢沟桥边上的宛平城上抡大刀，足以证明其英雄气概。如果他是贪官污吏、鸡鸭鱼肉、前呼后拥，那么，他肯定活不到今天。狼使鹿似箭离弦、饿使鼠机敏翻飞、贪使人心惊肉跳、色使人骨断神伤。但是，让贪官污吏过杨老汉的生活而长寿，怕是无一人能点头称是。
我感到，92岁老汉要饭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廉耻，它只能说明一个人命运的坎坷。杨老汉对我说：“1931年，懢乓话薮事变以后，29军整军备战，准备抵抗日本的进攻。1933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进占热河，3月进犯我长城喜峰口！”老人激动起来，他站立着，双手插着腰，不时挥手大声喊：
“何旅长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好象日本鬼子又来了似的。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他是幸存者。我问他外孙女才知道他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
杨老汉告诉我，1940年的枣宜战役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中张自忠将军殉国。1945年，他的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当时，只带了一把29军的大刀片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29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认为当年的战场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无关联的纪念章都别在胸前，仿佛是对63年前自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过的首肯。每次，他都能给我讲讲当年的激战情景。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我却很满足。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十几个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几万日圆，每月还有天皇给的五万“恩给”。他们的医疗也有保障。他们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中生活着。杨老汉听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说：“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
他的裤子很破，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请他吃饭时我观察到，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拾起来放进碗里。
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我每次见面都给他钱，我友谊商店的朋友们在参观卢沟桥时，都倾其所有资助他。每次送他走，我都有一种犯罪感。“我这把老骨头这次，就不知道放倒在哪里啦！走到哪算哪吧。”他对我说。
我想，再见他两次，我就会说河南话了。
我给他准备了几套衣服，如果再能遇见他，想给他换换。
1937年，29军官兵有十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29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侵华日军血战，在反侵略战争中是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军队之一，中国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着他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事隔63年，29军官兵还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了，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各省，台湾岛上和美国、加拿大等地。92岁腰板挺直的29军老兵杨云峰，就是其中的一人。
我想，他到死也是光荣的，何况他今天还健康地活着。电视人们难道不想给历史留下什么活生生的资料去拍拍他吗？难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吗？普通人的命运不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吗？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昨天吗？
最近，我在采访几位三星将军时，都向他们提及了国民党军老兵的生活拮据与艰难。我向首长汇报说，他们其中很多人都说：“经济上的资助是次要的，只要民政局的干部来看看我，就算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肯定了。”87岁的郭林祥上将非常“客观”地告诉我：“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打，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有生力量。绝对不能忘了他们。”郭将军要我针对国民党老兵的实际情况，给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出台相应政策。
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样的报告，也不知道寄给谁，更不知道电视人们的镜头是喜欢对着那汉奸江泽民呢？还是喜欢对着穷困潦倒的抗日老兵们。我只知道许多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故事会在中国民间世代流传下去，而且，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这些故事的传诵。这些故事是对历史的评价、是对美德的颂扬、是对时弊的褒贬、是对外国入侵者的鞭挞。不过，有些故事的尾声是可以修改一下的，只要去做，还来的及。
访谈抗日英雄孙元良将军（转载）
胡：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计算机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着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它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议、秦土协议、何梅协议「丧权辱国」。
孙：这三个协议是暂时性的停战协议，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议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 、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议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沈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沈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份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像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常德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邱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像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 昄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病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保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祗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周某祗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锺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持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 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沈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邱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抛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没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份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
胡：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极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O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 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对蒙元史的歪曲及其严重危害
赵丰年
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出路。[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注3]，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Al-Athir)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注5]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注6]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而在中国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阶级的诅咒”“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中国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国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国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国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杀、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杀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注8]，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
中国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国，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注9]。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国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注10]。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国除了屠杀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国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国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杀造成的是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国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国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12]。也就是说中国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杀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国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13]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1]。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14]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国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耳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种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国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国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杀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杀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镇压。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杀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国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后，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国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国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国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独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国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杀欺压中国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国民众？
中国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国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其他中国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国人民，不断地向中国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杀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杀中国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国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国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注18]。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国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英雄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国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国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国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党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见注1]，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回教历史家诅咒”，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国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注22]。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杀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杀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原文见注1]。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国“四人邦”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是“大汉族主义者”[注19]。他们找到“四人帮”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的死党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杀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作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国“元史纲要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国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国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注20]
中国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国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国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国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国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国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杀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国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尤其是非汉族)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杀、欺压中国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甚至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国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国。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国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国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国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国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杀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国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杀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国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国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国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国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国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国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国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国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国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国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国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国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国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国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国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中国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国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国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独、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和《历史研究》：1962-3月第1期
[2]徐超《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
[3]Ata-MalikJuvaini,etal 《GenghisKhan:TheHistoryoftheWorld-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June19,1997)
[4]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Ibnal-athir原著译自EdwardG.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02),Vol.II,pp.427-431.
[6]Sauders
[7]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公元1955年1月版第273页。
[8]愚人《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公元2003年，文章尚未在印刷媒体发表，但是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证的原始资料。
[9]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 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以掩饰蒙古屠杀和掠夺的罪行。今天在中国古籍中有关蒙古屠杀的资料大多数都残留散落在非官方编纂的史书中。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记录。
《静修文集》卷一七《孙善墓志》：“河朔大乱几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李心传（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乙集：“贞佑元年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北墟矣。”
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公元1266年），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吴昌裔《名臣奏议·卷一百·论救蜀四事疏》：“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10]江晓原《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1]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剑桥中国史 --辽西夏金元史(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第9章 费正清主编，由于本书几乎没有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描写(这种记录在国外有关的历史书籍中广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对中国人口下降50%事实迷惑不解，笔者怀疑，《剑桥中国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无意地参与了对待中国公众的欺骗行为。本文中关于扭曲蒙元历史的描述在书中同样存在，不过荒谬程度低于中国蒙元史专家，也没有用政治威胁的手段对待不同学术观点。
[12]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两书中有关蒙元部分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歪曲，颠倒了黑白，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鉴于黄本人并非蒙元史专家，笔者怀疑他是受到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蒙元史专家的误导。
[14]事见《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为了抢1条鱼，杀死了他的弟弟。类似事例在其他有关游牧民族记载中也经常见到。
[15]据《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因为部落不分给他家弱小肉吃而与部落首领发生争吵，结果部落将其孤儿寡母丢弃而去。
[16]《元史·本纪第一》铁木真祖先莫拿伦夫人看到幼儿挖草根充饥，就驱赶马车将小孩轧死，造成两个部落相互仇杀，死者众多。
[17]据《蒙古秘史》第4章，当蒙古部落和塔塔尔部落民仇杀之后，铁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车轮高度做对比，高于车轮的一律杀掉，女子分给部下强奸并作为性奴隶，死后还作为陪葬。这种类似类似于种族灭绝的习俗在其他民族关于蒙古军队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把强奸后的妇女也给杀死。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和奴役其他民族作为奴隶的行为并非只限于蒙古帝国，这个习俗甚至延续到满清政权。满清政权曾大批掠夺汉族、朝鲜族百姓称为奴隶，并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大屠杀和在准葛尔的种族灭绝。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亚欧各地也经常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记录。希腊历史资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对希腊民族种族灭绝的记载。最近1次土耳其的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在公元1914年在其领土上屠杀了140万亚美尼亚人。
[18]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元1994年
[19]树森、荣胜《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0]元史纲要编写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1]徐适瑞《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9卷第2期
[22]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公元1982年1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