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铁军与日军的三次大血拼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4军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第51师和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骨干是58师。第一任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毕业，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外甥，是标准的嫡系。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以中央军和浙系军队最为显赫。第74军既是中央军又属浙系军队，算得上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王牌”中最耀眼的明星，有着一系列的辉煌：“抗日铁军”、“虎贲师”、“御林军”，并荣获国民党最高奖励“飞虎旗”。该军声名显赫的原因不但与其高贵的出身有关，更与其在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关系极大。八年抗战中，该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抗战的重大战役，多次勇挑中国军队主力重担，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其中最为惨烈、可歌可泣的铁血拼杀就有三次。

一战德安 浴血奋战

1938年7月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爆发，日军苦战两个月进展甚缓。为了尽快突破国军德安防线，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命令第106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一线，然后向德安西南迂回穿插，协同正面攻击部队围歼德安一线约20个师的国军。9月25日，第106师团突破五台岭，迅速向国军防线纵深推进。10月1日，106师团主力已进至万家岭一带地区，但在白云山遭到了国军第4军的顽强阻击。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闻讯后果断决定调集重兵围歼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这一作战决心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2日，第九战区调集12个师合击万家岭地区之敌，国军各部从各方向发起向心攻击。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见形势危急，而正面进攻部队又无进展，便迅速放弃原定计划全力突围，突破口选在74军58师防区，58师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日军113联队在空军支援下的多次猛攻，但是58师也付出巨大代价，经过两天激战，全师仅存500人！眼看阵地难保，58师师长冯圣法不得不向军长俞济时求援，此时俞手里也没有预备队，他将军警卫营投入战斗，只留下了一个班警卫军部。这才确保了阵地，粉碎了日军突围的企图。10月7日，国军调整兵力，发起全线总攻。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第51师多次猛攻均未得手，后305团团长张灵甫（后来升任74军军长）献计从山后偷袭，并亲率突击队从山后偏僻小道袭占张古山。74军攻占张古山，为突破日军106师团防线立下头功。10月9日，薛岳令各部组织敢死队做最后决死攻击，经过激战国军攻占万家岭、雷鸣鼓两处要地，当晚国军第4军的突击部队一度曾进至106师团指挥部仅百米处，淞浦组织师团指挥部所有人员准备迎战，连自己都拿起了枪。由于第4军没有确切情报，又是夜间，才没有发现日军，使淞浦得以侥幸逃脱。此役国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死伤逾万，连师团长淞浦中将都险些被俘，战果之辉煌足以与平型关和台儿庄媲美。

战役中74军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伟。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将74军调至后方休整，都被薛岳拒绝，而74军的表现确实没让薛岳失望。战后著名作家田汉和任光曾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

二战上高 劳苦功高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57师和58师。

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上高位于江西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日军占领上高，既可相机拊长沙之背，又可得到进攻赣南的前进基地。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兵分三路，企图合围国军主力于高安、上高地区。但南北两路进攻均被击退，中路主力日军34师团孤军深入，遭到74军坚强抵抗，被包围于上高东北地区，进退不得。3月22日至24日，日本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亲自督阵，并纠集南路池田残部共万余兵力，猛攻74军云头山、白茅山阵地，以求最后一逞。日军出动百余架飞机，反复狂炸57师下陂桥阵地和58师白茅山阵地，投弹多至一千七百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马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第74军不得不动用预备队先后七次与敌肉搏，毙敌二千余。第74军将士舍身拼杀，激战三天两夜，阵地纹丝不动，为友邻实施两翼对敌包围，争取了时间。在全线出击中74军又作为先锋，乘胜追击，收复官桥，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整个上高会战，日军第33师团遭到重创，共毙伤日军1.5万，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更是高达70%以上，被何应钦誉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此役74军被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三战常德 失而复得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目标之一就是寻歼国军主力74军。战役开始后74军奉命开赴沙市街增援，结果被日军情报机关侦悉。日军立即提前发动攻击，集中两个师团夹击74军，74军猝不及防与日军激战两日，57、58师伤亡过半，遭到了巨大损失。尽管此战74军失利，但在与日军遭遇之初，74军在华中一线仍颇有斩获，并以凌厉攻势一度迫使日军第3师团后退，也显示了中国王牌军的威风。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日军在常德城下招数用尽，炮火、毒气、飞机、坦克悉数上场，炮火几乎把整个常德城夷为平地。74军虽伤亡巨大，但精神高昂，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此时全师只剩下不足600壮士，各级指挥官伤亡达95%，重武器被毁达90%，所有后勤兵员全部参加了一线作战，且已大部牺牲。3日凌晨，师长余程万率余部180人突围，其余官兵由第169团团长柴意新指挥，自愿与常德共存亡。他们与突入城内的日军逐屋争夺，与敌肉搏十余次，全部壮烈殉国。6天后余程万随反击部队又杀回常德，收复常德。此役正逢美、中、英开罗首脑会议，罗斯福总统听取了蒋介石的战况介绍，特意将余师长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常德人民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1945年5月，在雪峰山战役中，74军再次显示出抗日铁军的雄风，给予日军以重创，获得两面“飞虎旗”。

八年抗战中，74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在各次战役中均有上乘表现，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日铁军”称号当之无愧，连美军顾问团也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由于74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所以抗战胜利后，74军是首批进入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军队，号称“御林军”。

可惜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这支英雄部队（被改编为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追随蒋介石参加反人民的内战，走上了与人民对抗的道路，最终在１９４７年５月，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于鲁南的孟良崮。该军被歼对蒋介石打击极大，蒋中正先生好几天打不起精神，衷叹道：74军的覆没是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

抗战战争时的十个英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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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 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由于中国部队战志高昂，见死不退，着实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仅此一役，就已经打破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沈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杨惠敏 女童子军冒死送国旗振奋全国人心

　　一位十七岁中国女童子军泅水游过苏州河，勇敢护送国旗献给八百壮士的壮举，振奋了整个上海战区和租界民气军心。

　　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震惊中外，为我全国军民竖起一座不屈不挠的精神堡垒。

　　原来，当时八百壮士为了掩护数十万国军撤退，在四行仓库独立对抗日军，除了租界外，上海基本上都被日军占领。这时候，女童子军杨惠敏，正在租界难民收容所服务，眼见对岸日军旗帜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于是她立下决心，为英勇孤军作出献旗的壮举。

　　她随即奔赴上海总商会，接过国旗，激动地说：“我……太兴奋了，我有荣幸来做这一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达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授旗者接着说：“好！去吧，万一你有什么……我们会转告你的家里，我们将永远纪念你。”说完，杨惠敏将外衣脱去，把国旗紧紧的缠在腰间，再穿童子军装束。入夜以后，到茶叶大楼的俱乐部，这时，英国卫兵与俱乐部的人大部分都认识她，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夜半以后，便趁机溜出大楼。

　　夜空是黝黑的，远处有英军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她感觉四行仓库大楼象个巨人，凛然的俯视着她，为了不让英军发现，只有沿着楼下铁丝网，爬到另一缺口，从窗子爬进去。爬过马路，她急剧跳动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听到枪声，她以为被敌军或英军发现，连忙倒在战壕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她头上飞舞，原来是白天的广播引起敌人的妒意，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

　　不久，枪声沉寂下去，她又开始慢慢爬，终于爬到仓库东侧的楼下，一根绳子自楼上垂下，由于早已通知守军，杨惠敏知道这根绳子是迎接她，她拉动绳子，楼上的人迅速吊进窗子。谢晋元团长和几位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 杨惠敏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雨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紧拥着杨惠敏，大颗大颗的热泪滴在她的脸上。这位百战英雄，在敌人的炮火下没有哼过半声，这时却泣不成声地说：“勇敢的孩子，你送来给我们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清晨，谢团长立刻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杆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严地举手向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壮的感人场面，叫人永远也忘记不了。

　　四行仓库的军心大振，弟兄们脸上掠过几个月来没有过的笑容。当谢团长带领杨惠敏参观仓库时，许多弟兄们躺在血泊中呻吟，杨惠敏问他们：“你们打算守到什么时候？”“死守！”简短有力的语调，令她感动地哭了，她接着说：“我求求你们，把你们的名字抄给我，万一以后，全国的老百姓也好知道你们的名字！”

　　将士们抄了一张名单给她，这时枪声又起了，谢团长立即送她走，此时，杨惠敏不肯离开，说：“让我留下为你们服务！”谢团长坚持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更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时空中枪炮声四起，谢团长立即开了近苏州河的边门把她推了出去，说：“我们永远记得你，感激你，去吧！冲过去，跳下河！”

　　她一个猛冲，跃下苏州河，头上的枪炮声便响个不停，她知道自己已被日军发现，幸好懂游泳技术的她可以深潜入水，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看时，苏州河畔已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欢呼招手！有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国军胜利万岁！”四周人群一齐欢呼高叫起来，响彻云霄，个个泪眼模糊。日本军机在四行仓库屋顶盘旋，企图将国旗击倒，可是始终失败，两岸的市民高声欢呼。

　　英国路透社记者先后将八百壮士和女童子军的英勇事迹，传遍海内外。当八百壮士完成坚守四行仓库的使命后，中央同意撤军到租界去，没有多久，杨惠敏也走到租界去为八百壮士服务。

　　杨惠敏不仅是中国女童军的光荣，也是中国女青年的榜样。保家卫国不是一定要持刀持枪，一面小小国旗，足以振奋战场上的军心民气，而童子军精神，就是不居功、不怕死，完全是服务人群的仁爱牺牲精神。



高志航 首创八一四空战大捷的空军战神

　　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阎海文 宁死不屈的“支那空军勇士”

　　一个驾机作战被击落跳伞的中国空军，用配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拒绝俘降，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敌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睛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这时，一个黑点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降落伞轻柔地飘落空中，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索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与此同时，一队队的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粗野的日本大兵边飞跑边喊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偿偿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大兵聚拢过来，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他们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急着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三个冲前的日军扑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急蹬便僵硬了。“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在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日兵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射倒两个，日兵忙又趴下，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妙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话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手枪，皇军一定会宽大，会好好的对待你……”

　　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气，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板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日兵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颗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敌人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蔚蓝，脚下，祖国的泥土那样芳香。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砰！”枪响了，一股殷红的鲜血，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当天下午，日本兵列队脱帽，向刚树立的一座新坟，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致敬，为敌人的勇士举行葬礼，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一个多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

　　阎海文，辽宁省北镇县人，殉国时年仅22岁。他用自己的热血和正气，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张自忠 英烈千秋的中国陆军战神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

　　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因为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

　　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四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抗战老兵的苦况

提示：采访是在2000年做的

让我们把“92”这个数字倒过来就是“29”。63年前，29军大刀片曾壮我国威，让侵华日军鬼子兵闻风丧胆，屁滚尿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当然是“最后一批人”。当时，江泽民的生父在当汉奸，江泽民在日伪大学学习。

　　杨云峰，92岁，29军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我和我的同事98年6月去他家采访时吃了闭门羹，我们足足等了四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回来。后来，听说他要饭去了。当时的舞阳县骄阳似火，麦浪翻滚。百般无奈，我们几个一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样也好”。于是，我光着大膀子沿河边走了七公里去邻村他86岁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小脚顶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

　　“鬼子当年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边走边对我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村的，他当时穿著军衣，背着大刀。”

　　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众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

　　老太太说他早丧失劳动能力了。“四处要吃要喝，确有其事。”

　　杨云峰膝下无子、亦无老伴。“他已经独身多年了”老太太说。

　　杨云峰的家乡是贫困县，他所在的村庄里居然没有一家象样的饭馆。村头有家炊饮小店卖“呼啦汤”和大饼。“呼啦汤”是用猪下水做的“大锅烩”。锅的直径有两尺，支在一个大油桶改造的炉子上，勺子是全木的，似乎没有锅盖。“呼啦汤”一煮就是一天，蓝天微风之中四起的是“嗡、嗡”的蝇声。

　　村里的干部看来对他也有看法，说他90岁了还和人家吵架；说村里的财政支出拮据，所以……。不过37岁的村干部对他前几年思维清晰时讲起抗战恶仗就失声痛哭的事，仍然记忆忧新、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杨云峰有个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因为“不是亲生的，所以不好处”，杨云峰老人这样对我说。他每次来京，我们都能见上一面，好好聊聊。每次，我都再把老头儿送到他女儿家，然后，他再出走。他女儿家住在五楼，杨老汉登楼从不喘，就象他的破衣服从不换一样。

　　杨云峰1908年生人，为了吃饭，他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的师长是冯治安中将，旅长是何基沣。解放后何基沣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还常常接济我。”这是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的。有人说他是老糊涂，我却感到他95%的思维脉络是清晰的。人们之所以躲避他、恐惧他，完全因为他是穷人，他是老人。他如果是个将军，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天翻地覆慨而慷”。

　　杨云峰老人身体素质好，他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抗战胜利50周年的1995年，80多岁的他还能在卢沟桥边上的宛平城上抡大刀，足以证明其英雄气概。如果他是贪官污吏、鸡鸭鱼肉、前呼后拥，那么，他肯定活不到今天。狼使鹿似箭离弦、饿使鼠机敏翻飞、贪使人心惊肉跳、色使人骨断神伤。但是，让贪官污吏过杨老汉的生活而长寿，怕是无一人能点头称是。

　　我感到，92岁老汉要饭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廉耻，它只能说明一个人命运的坎坷。杨老汉对我说：“1931年，懢乓话薮事变以后，29军整军备战，准备抵抗日本的进攻。1933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进占热河，3月进犯我长城喜峰口！”老人激动起来，他站立着，双手插着腰，不时挥手大声喊：

　　“何旅长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好象日本鬼子又来了似的。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他是幸存者。我问他外孙女才知道他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

　　杨老汉告诉我，1940年的枣宜战役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中张自忠将军殉国。1945年，他的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当时，只带了一把29军的大刀片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29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认为当年的战场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无关联的纪念章都别在胸前，仿佛是对63年前自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过的首肯。每次，他都能给我讲讲当年的激战情景。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我却很满足。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十几个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几万日圆，每月还有天皇给的五万“恩给”。他们的医疗也有保障。他们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中生活着。杨老汉听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说：“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

　　他的裤子很破，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请他吃饭时我观察到，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拾起来放进碗里。

　　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我每次见面都给他钱，我友谊商店的朋友们在参观卢沟桥时，都倾其所有资助他。每次送他走，我都有一种犯罪感。“我这把老骨头这次，就不知道放倒在哪里啦！走到哪算哪吧。”他对我说。

　　我想，再见他两次，我就会说河南话了。

　　我给他准备了几套衣服，如果再能遇见他，想给他换换。

　　1937年，29军官兵有十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29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侵华日军血战，在反侵略战争中是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军队之一，中国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着他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事隔63年，29军官兵还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了，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各省，台湾岛上和美国、加拿大等地。92岁腰板挺直的29军老兵杨云峰，就是其中的一人。

　　我想，他到死也是光荣的，何况他今天还健康地活着。电视人们难道不想给历史留下什么活生生的资料去拍拍他吗？难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吗？普通人的命运不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吗？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昨天吗？

　　最近，我在采访几位三星将军时，都向他们提及了国民党军老兵的生活拮据与艰难。我向首长汇报说，他们其中很多人都说：“经济上的资助是次要的，只要民政局的干部来看看我，就算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肯定了。”87岁的郭林祥上将非常“客观”地告诉我：“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打，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有生力量。绝对不能忘了他们。”郭将军要我针对国民党老兵的实际情况，给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出台相应政策。

　　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样的报告，也不知道寄给谁，更不知道电视人们的镜头是喜欢对着那汉奸江泽民呢？还是喜欢对着穷困潦倒的抗日老兵们。我只知道许多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故事会在中国民间世代流传下去，而且，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这些故事的传诵。这些故事是对历史的评价、是对美德的颂扬、是对时弊的褒贬、是对外国入侵者的鞭挞。不过，有些故事的尾声是可以修改一下的，只要去做，还来的及。

　

访谈抗日英雄孙元良将军（转载）

胡：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计算机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着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它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议、秦土协议、何梅协议「丧权辱国」。

　　孙：这三个协议是暂时性的停战协议，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议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 、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议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沈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沈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份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像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常德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邱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像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　昄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病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保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祗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周某祗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锺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持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 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沈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邱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抛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没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份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



　　胡：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极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O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 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对蒙元史的歪曲及其严重危害

赵丰年
　
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出路。[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注3]，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Al-Athir)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注5]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注6]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而在中国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阶级的诅咒”“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中国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国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国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国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杀、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杀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注8]，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
中国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国，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注9]。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国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注10]。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国除了屠杀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国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国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杀造成的是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国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国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12]。也就是说中国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杀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国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13]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1]。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14]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国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耳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种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国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国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杀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杀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镇压。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杀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国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后，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国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国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国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独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国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杀欺压中国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国民众？

中国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国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其他中国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国人民，不断地向中国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杀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杀中国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国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国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注18]。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国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英雄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国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国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国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党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见注1]，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回教历史家诅咒”，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国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注22]。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杀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杀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原文见注1]。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国“四人邦”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是“大汉族主义者”[注19]。他们找到“四人帮”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的死党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杀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作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国“元史纲要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国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国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注20]

中国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国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国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国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国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国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杀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国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尤其是非汉族)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杀、欺压中国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甚至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国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国。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国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国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国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国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杀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国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杀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国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国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国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国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国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国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国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国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国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国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国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国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国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国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国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中国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国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国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独、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和《历史研究》：1962-3月第1期
[2]徐超《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
[3]Ata-MalikJuvaini,etal 《GenghisKhan:TheHistoryoftheWorld-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June19,1997)
[4]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Ibnal-athir原著译自EdwardG.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02),Vol.II,pp.427-431.
[6]Sauders
[7]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公元1955年1月版第273页。
[8]愚人《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公元2003年，文章尚未在印刷媒体发表，但是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证的原始资料。
[9]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 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以掩饰蒙古屠杀和掠夺的罪行。今天在中国古籍中有关蒙古屠杀的资料大多数都残留散落在非官方编纂的史书中。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记录。
《静修文集》卷一七《孙善墓志》：“河朔大乱几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李心传（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乙集：“贞佑元年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北墟矣。”
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公元1266年），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吴昌裔《名臣奏议·卷一百·论救蜀四事疏》：“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10]江晓原《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1]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剑桥中国史 --辽西夏金元史(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第9章 费正清主编，由于本书几乎没有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描写(这种记录在国外有关的历史书籍中广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对中国人口下降50%事实迷惑不解，笔者怀疑，《剑桥中国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无意地参与了对待中国公众的欺骗行为。本文中关于扭曲蒙元历史的描述在书中同样存在，不过荒谬程度低于中国蒙元史专家，也没有用政治威胁的手段对待不同学术观点。
[12]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两书中有关蒙元部分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歪曲，颠倒了黑白，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鉴于黄本人并非蒙元史专家，笔者怀疑他是受到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蒙元史专家的误导。
[14]事见《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为了抢1条鱼，杀死了他的弟弟。类似事例在其他有关游牧民族记载中也经常见到。
[15]据《蒙古秘史》第2章载，铁木真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因为部落不分给他家弱小肉吃而与部落首领发生争吵，结果部落将其孤儿寡母丢弃而去。
[16]《元史·本纪第一》铁木真祖先莫拿伦夫人看到幼儿挖草根充饥，就驱赶马车将小孩轧死，造成两个部落相互仇杀，死者众多。
[17]据《蒙古秘史》第4章，当蒙古部落和塔塔尔部落民仇杀之后，铁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车轮高度做对比，高于车轮的一律杀掉，女子分给部下强奸并作为性奴隶，死后还作为陪葬。这种类似类似于种族灭绝的习俗在其他民族关于蒙古军队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把强奸后的妇女也给杀死。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和奴役其他民族作为奴隶的行为并非只限于蒙古帝国，这个习俗甚至延续到满清政权。满清政权曾大批掠夺汉族、朝鲜族百姓称为奴隶，并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大屠杀和在准葛尔的种族灭绝。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亚欧各地也经常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记录。希腊历史资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对希腊民族种族灭绝的记载。最近1次土耳其的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在公元1914年在其领土上屠杀了140万亚美尼亚人。
[18]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元1994年
[19]树森、荣胜《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0]元史纲要编写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公元1977年出版
[21]徐适瑞《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9卷第2期
　　[22]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公元1982年11月第1版

抗战电影系列：筧橋英烈傳（记录我空军健儿抗战事迹）

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高志航

民國26年7月7日，北平盧溝橋的槍聲揭開了中華民國偉大抗日衛國戰爭的序幕。8月13日，松滬會戰爆發，日寇開始進攻我京滬杭核心區域。創建不久的中華民國空軍在敵強我弱的不利條件下，以捨身成仁的黃埔精神奮勇抗敵。8月14日，日軍轟炸機來犯我浙江筧橋空軍基地。我中華民國空軍健兒在第四大隊大隊長，空軍少將(戰神)高志航的率領之下，痛殲來犯之敵，創造了6比0的光榮戰果，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之迷夢。這次空戰成為我中國空軍最光榮、最偉大的“八一四大捷”，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鬥志！民國29年，中華民國政府名定8月14日為中國空軍空軍節，以示永久軫念。

國防部為此片投資近3000萬元新臺幣，改裝近百架飛機。本片不僅成功塑造了空軍英雄的形象，更刻畫了空軍家庭中細膩而豐富的感情世界。本片堪稱中國抗戰影視劇中描寫空軍的經典中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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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国民革命军游击军系列：立马中条（连载2）

作者：孙挺信

八方出击，袭扰敌后



在中条山活动的国民革命军第47军军长李家钰将军和47军将士

日军春重山西，置华北方面军之主力第1军于山西。日军更看重中条山，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不夺取这遵山脉，山西境内强大的皇军、如同被锁进了铁笼子f，无论是东进陕西，还是南下豫中都不可能。因此，从中国军队进占中条山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夺取这一战略要地。从38年初至41年初，日军数万人的大规模围攻，就有八次，千把人至百把人的战斗，属小打小闹，几乎每天都在各地发生。


日军虽以重兵置于晋南，占据同蒲铁路沿线和各主要城镇。但中条山地区地形复杂，由于有强大的抗日军队存在，人民群众有了靠山，各种抚日组织十分活跃。因此.这一地区处于两军犬牙交错，有的地方两军驻地可称为我中有敌，敌中有我的局面，游击战争遍地开花。

日军陷入了我强大的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被孤立于各个点线，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许多地方，敌人的据点外面就是阎锡山的山西省基层村、乡、县政府组织和游击队在公开活动。

同时，中条山各部队都分别组织有若干大大小小的游击分队，常年深入敌据点间活动，在人民的配合下，炸碉堡、炸铁路、剪电线，搞得敌人坐立不安，昏头转向。

兹将中条山中国军的部分战斗列述如下:
1938年3月21日。

在黄河南岸强大炮火掩护下，卫立煌率部由河南陕县渡过黄河，向北岸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战力不支，溃败而逃。卫部占领平陆县城。

同年夏季。第3军奉命从晋东南挺进中条山，在闻喜县附近与强敌血战竟日，歼灭日军一部，后转进青山地区.8月1日。中条山东段部队全面出击，连下阳城、沁水、晋城，击毙日军一千五百余人，俘敌四十余人，缴获汽车二百多辆，装甲车四辆。大批日军丢盔弃甲，向西狼狈而逃。

在中条山部队强大攻势横扫之下，各地日伪势力闻风丧胆，有的随日军逃窜，有的溃散、有的反正投降。8月2日，沁水县伪军徐济部六个大队，携带轻机枪七挺，步枪五百多支，向国军投诚。


7月下旬，日军第20师团和第14师团。向中条山西段发动大规模扫荡战。第38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处打击敌人。8月2日，第38军一部在运城地区与敌第20师团激战，毙敌师团参谋长柞村久藏大佐以下数百人。

8月17日。日军第2。师团继续在中茶山西部扫荡。千余日军猛攻水济县城，并以飞机轮番轰炸。战至下午七时许，日军攻入城内，守军张希文营与敌展开肉搏战，营长以下全部战死，永济城为日军占领。

2月下旬。数万日军分五路大举进攻中条山和吕梁山。卫立煌部和阎锡山部分别与敌激战，阻止其渡黄河。
38年中秋节前后。敌牛岛师团纠集日伪军万余人，向中条山西部发动扫荡战。第3,第47两军密切配合，将敌诱至山地有利地区予以痛击，取得反扫荡战的胜利。

同年夏天，李家饪第47军派出一个团前去袭击安邑县城之敌。守城之敌措不及防，弃城演逃。两天后，闻喜、夏县、运城等地的日军纠合起来，突然包围安邑城，该团与敌死拼血战，伤亡殆尽。
1939年初。
刘戡率领第93军由阳城出发，挺进太岳山区，组织和发动群众，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3月。日军五千多人，沿张茅大道向第4集团军进攻。该部放弃前沿阵地，诱敌深入。第1}师主力埋伏在圣人涧一带，第47军在岭娇一带断敌后路。敌进至伏击区，四周伏兵突起，发动猛攻，敌死伤惨重，拼死杀开一条血路，溃逃而去。

5月。第3军一个团前去租主山的天井关，向日军一个联队挑战，双方打了会儿，该团佯装败退，向侯马方向逃跑。日军果然上当，倾巢出动，拼命追击。进至禹王庙附近，突遭四面伏击，敌死伤盈野，歼敌近半。打了一次漂亮仗。

1939年夏天。
日军第29师团二万余人，从东西两个方向包围夹击沁水地区第93军。军长刘斟率领部队巧妙地避开敌之锋芒，跳出重围，顺利转移到中条山东部之析城山北麓。该军补充团和工兵营共二千多人，未来得及随主力转移。在团长带领下，从周村镇火速向南山退避。日军主力赶到.仅与该部后卫打了一下，未敢探入南山，眼睁睁看着中国军队钻进了山里。

1939年6月一上旬。
日军牛岛第20师团，川岸第37师团之一个旅团，关原六野炮兵第26联队。山炮兵第1联队，配合战斗、轰炸机三十八架，以九路大军扫荡中条山。将第4集团军三个军和独立第46旅包围在平陆以北地区。

日军飞机反复轰炸第47军阵地，以步兵插入该军第104、第178两师结合部，直接攻击驻在南村的军部。李家钰军长及军部人员撤向东北山中指挥作战。该军两个师也被迫放弃前沿阵地，退守第二线阵地。第96军被敌人紧紧包围，依托险峻地区阻击敌人。。军长李兴中带领全军，向敌正面冲击突围，在突围战中歼灭日军步兵一个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缴获山炮五门，枪械、马匹无数。

第4集团军各部经数日血战，跳出敌包围圈，转进至张茅大道以东地区，与敌对峙。同时，派出游击分队若干，开展近战夜战，袭扰疲惫敌人。敌在山中无法立足，很快就退了去。


此次战役称为66战役66（6月6日开始)，前后激战十昼夜，粉碎日军的大扫荡。第4集团军伤亡五千余人。日军死伤近万。战后，日军在运城为““战役”死者开追悼会，仅士官以上死者的骨灰罐就摆了一千七百多只。

39年9月

日军万余，向中条山第5，第4两集团军驻地进攻。占领第4集团军驻地毛家山一带。第5集团军之第3军以五个营的精锐，组成突击队，由左侧出击，打退占领毛家山之敌，并继续迁回到敌主力侧背，控制了张茅大道，使敌陷于被动。第4集团军乘势反击，大败进犯之敌。

1939年12月3日至6日

日军万余，分路进攻中条山。中国军队在闻喜县东南占领阵地，阻击来犯之敌。日军以重炮猛轰，并有十余架飞机轰炸掩护，双方争夺激烈，阵地失而复得，数异其手。激战四夭，日军未能突破防线，且死伤达两千人以上，攻势受挫，进攻中条山的计翅流产，息鼓掩旗败兴而去。

1939年12月10日。
第14集团军分别向翼城、绛县等地之日军第41师团及第108师团，发动冬季攻势。经九昼夜激战，敌死伤惨重，向曲沃、新绛败退。

1940年5月。
中条山各部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攻势，整个晋南地区都处在激战的枪炮声中，打得日伪军分途鼠窜。

1940年9月。
中条山部队奉蒋介石命令，全力出击，策应八路军之百团大战。

国民革命军游击军系列：立马中条（连载1）

立马中条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 怒皆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 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 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缺，只手补； 新旧恨，从头数、 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 剿绝天骄申正义， 扫除僭逆清妖盅。 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在中条山活动的国民革命军将士




作者：孙挺信

这是孙挺信写得国民党敌后抗日的立马中条部分。清晰地描述出国民革命军建立中条山根据地和在中条山活动的事迹。

1.挺进中条山，建立根据地

1938年2月。

山西日军集中十余万兵力，沿同蒲铁路大举南下，阎锡山、傅作义的晋绥军退入了吕梁山区。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该战区南路军总司令卫立煌把主力集结于汾西地区，分别占领同蒲路两侧，待日军南下时，发起全线攻击，血战十余日，歼敌五千余人。卫部各军也有重大伤亡，未能扼止日军南进浪潮，遂下令各军向晋南三角地带、中条山及太岳山区转移。

3月初，日军攻抵晋南黄河北岸，企图以五路大军突破黄河夭险，进攻陕西。黄河南岸中国守军以猛烈炮火力阻日军渡河。日军也以强大炮火猛轰对岸。黄河两岸万炮齐鸣，地动山摇，激烈的炮战持续达半月之久。

日军占领黄河北岸后，晋南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被封闭于敌后。最先进入中条山区的，是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其中，李默庵将军的第14军在进入山区时，还带去了六百名青年工作队员。

这些朝气蓬勃的男女青年，是37年秋，由第14军驻武汉办事处，根据李军长的电令，在当地招收的知识青年，送来山西前线随军集训。第14军主力当时在晋北作战，便在晋南洪洞县选址开训，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六百名知识青年成为专门宣传、组织群众抗战的工作队员。

李默庵率军进入中条山后，将六百名青年分配到各地作民众动员工作。青年们深入乡村，与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向他们宣传爱国思想，介绍军队英勇抗敌的事迹，激发民众对抗战子弟兵的感情，进而组织他们积极与军队合作，支援军队打仗。

李默庵对部队约束甚严，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使军队扎根于民众之中。
日军严密封锁了中条山，不断出动大批兵力进山扫荡，妄图将抗日部队困死山中。第14军和其他敌后部队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得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在中条山站住了脚跟。

军队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是中条山各部队得以生存和战胜敌人的关键。_中条山守军主将之一的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兵在附民夕。我军纪律良好.军民融洽，敌与我对战三年，敌我两指挥部相距不及百里，而敌不知我指挥部之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战役中，及一九四O年四月十四日战役中，均获得敌人全部命令，其附图所记我总部、军、师部地点，完全错误，且敌机经常轰炸我阵地，而从未在我高级指挥部投弹，是为证明)，这全由军民一体，共保秘密一，敌探不得进入之效。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绵亘于平陆、运城、夏县、闻喜、侯马之间，北与太岳相望，南临汹涌澎湃的黄河;它与西北之吕梁山，东北之太行山，互成椅角之势。其战略价值为黄河北岸的夭然屏障，进出豫西和陕东的门户。

蒋介石看重中条山，对李默庵等部队转进中条山，并站称了脚跟，给予很高评价，多次致电嘉奖，称其为坚持敌后抗战的国军典范。

为了确保这一战略要地，蒋介石不断为该地增加兵力。38年5月。在晋东南地区打游击的李家钰第47军，奉蒋
介石之命，转进中条山平陆地区。

同年7月。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38军军长孙蔚如被蒋介石委为第31军团军团长，令其火速挺进中条山抗战。孙率领第38军一个师(另一个师已在晋东南敌后伉战)，陕西省警备队三个旅和两个骑乒团，东出渔关，跨过黄河，进入中条山，不久，孙又接蒋介石电令，将第31军团改为第4集团军，辖第38,第96，第47三个军，负责守卫中条山西段。

同年9月，在太行山南麓打游击的第3军军长曾万钟将军接统帅部电令，任命其为第32兵团司令，不久又被委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辖第3、第15、第17三个军，令其从太行山西进，寺卫中条山中段。

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辖第14军，第93,第98三个军，负责中条山之东段防守。年底，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防地为河南及安徽省一部，长官司令部设于洛阳城，但他的帅旗常年挂在中条山垣曲地区。

中条山可谓兵山一座。兵力经常保持在二十六个师左右。后来，魏凤楼的河南游击纵队，乔明礼的河北民军也拖进了中条山。此外还有毕梅轩的第6游击纵队等。

卫立煌在中条山的兵力布署态势为:在北面太岳山区保持一个军的兵力，在晋东南地区摆一至二个军，其余都坚守中条山中。

中条山的各部队开山采石，在险要处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严阵以待，众志成城。中条山敌后根据地是成功的。蒋介石说他们是敌后抗战的国军典范。

1939年5月31日。

周恩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二期抗战的重心》的广播讲话，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在敌后，任务是建立游击根据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又说，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个根据地能象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兵力，则二十个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

修庙的故事（國共抗戰寓言）

中華不了情　原創


修庙的故事

　　从前啊，有座山，山里呀有个村子，在这个村子里，有两壮汉，一个叫阿中，另一个叫阿右，一个脾气有些火暴，但很实干，另一个表面仁厚，身藏不露，他们分别拉了一些人去山顶建一座庙，因为这对山下的村民非常的重要，当时的收成不好，村民们都想祈求神灵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阿中在村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非常重视这件事，在修建之前默默地做着准备，阿右那边人手不多，也没什么工具，不过阿右天天带着他那一小搓人和村民谈论建庙的事，搞的全村的人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全村的人都知道阿右要建庙，可事实上他并没有怎么行动。　　直到有一天，在村民和阿右的一再催促下，建庙的工程终于动工了，阿中带着他那帮人不遗余力的干着，挑石头的挑石头，砍木头的砍木头，大家各负其责，忙的不可开胶，不过偶尔也有争吵，但始终没有耽误工程的进度，再看阿右那一小搓人则在一旁悠闲的砸着石子，和着泥子，时不时还不忘朝山下的村民打招呼，更有甚者跑到山下和村民烙起家常来，为了这两伙人也经常抄家伙干起来，吃了亏的阿右则一直怀恨在心。　　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阿中那边的进度可谓是困难重重，本身建庙就是件很艰苦的差事，稍有不慎就要拆了重建，不然则不牢固，后果很严重，阿中是丝毫不敢耽误，可气的是经常有一些无赖到工地上来捣乱，以阻挠阿中为村民建这个庙，这个阿中到能沉着应对，不过令阿中最郁闷的是阿右那一帮人，他们整天在山下游手好闲，却总是打着建庙的幌子,声势搞的非常好，阿中是打也打不跑，不打吧又看着碍眼，山下的村民也都过来调解，阿中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左右难啊！　　阿中等人滴洒了八个年头的血与汗，最后终于把山顶上的这座庙建成了，当时全村的人都沸腾了，大都敲锣打鼓的庆祝这件村里的大喜事… …　　不过这时的问题又来了，既然庙已经建好了，就要找一个维护这个庙宇的负责人吧？究竟由谁来负责呢？按理说谁对这个庙的贡献最大，就应该谁负责呀，阿中责无旁贷，因为他出的力最大，可是阿右那边不服啊，他们说“我们在建庙的时候我们也参与了，功劳是大家的，凭什么他说了算？”一开始就这个问题阿中和阿右坐下来商量，后来越商量双方火气越大，双方各持已见，在重要问题上互不让步，最终两伙人发生了流血冲突，（另外刚才忘了说明一点，阿右虽然当时人手少，工具也很差，但他可是一个历害的角色，在修庙的这段时间，他和村民的关系之亲密，可真是让那些成天在山上干活的阿中那帮人自叹不如！！！在这段时间他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工具也比以前好了，心里也有了些底气）　　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爆发了，山下的村民怨声载道，明明是件大喜事，却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村民也都是各有各的说法，也有不少人说“阿中他们一伙人太霸道,庙建好了，还打什么打？”，也有比较理智的人在叹息“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全靠人家阿中了，阿右他们干活不出力，可是自家人打起仗来到个个是好手”，最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阿中败下阵来……阿中则带着他那一伙人跑到了这座山的另一个小山头上，阿右那伙人带人紧追不舍，想把他彻底从这座山上赶跑，可是最终阿右失败了，由于阿中的轻敌，让他丧失了他多年血汗换来的结晶，他渴望再次回到那个山头，再次受到那里村民们的敬仰，再一次喝一喝那里甘甜的泉水，想到这里他很快就恢复了自信，准备立足本地，从头再来！这座山真是太大了，就这么一个小山头就比那些小山还大，他吸取了先前的经验，和这里原来的村民一起，挖水渠、搞灌溉、修山路、办学校，等等措施，这个小山头很快就面貌一新，但是岁月不饶人啊，他没有完成他的遗愿，就永远的离开这个给了他无数荣耀与忧愁的世界，他把这个使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大山头，那里的村民相比较而言好像变化不大，很多村民表现出来对阿右的不满与无奈，不过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那座庙宇，他看起来是如此高大与神圣，然而旁边的碑上赫然写着：“此庙修建于XX年至XX年，在阿右的带领下，经历了八年的艰辛，挥洒了无数的汗水而建成…”（墨汁过于浓，以至于都流到了地上）　　

　　　　　　　　　　　　　　　　　　　　　　　　　　　　　　

全面解读侵华日军的“师团”序号

作者: 毛瑟98K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飘满洋面……”在近现代世界军旅歌曲中，其他国度哪里能找出日本“皇军”这样句句见尸、字字带血的军歌？

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东渡留学时，许多人极为惊愕的是当地最流行的一曲军歌名字竟是《祈战死》！“让我们到靖国神社再会吧”这句话，常是日军官兵战时的口头禅。西方各国军队若处弹尽粮绝之际多会降服，以顽强称著的德军精锐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最后也有9万人投降。当年日军作战却往往顽抗至最后一人，重伤兵绝大多数也自杀不降。日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特点被武士道毒素改造成邪教般的精神，要战胜这样的顽敌确是何等不易！

不过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会是铁板一块，仔细研究近代日本战争史，也可发现日军不同部队、不同地域兵员的军风和精神面貌也有区别。以日军基本战斗单位──“师团”（近年国内有些书译为“师”）而论，熟悉其内情的人可从序列番号中大致分辨其战斗力的水平。从日军将哪些番号的部队投入中国或其他战场，也可大致看出东京统帅部的战略重点。

日军师团按建立时间可分五个档次，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大力学习西方，对体现民主人权的事物多不屑一顾，对军国主义的货色却是如蝇逐臭。在建军方面，普鲁士模式成为日军的楷模，师团制也是仿照德式建立。

1888年，日本陆军将国内原有的六个按地域划分的镇台改称师团，序号从第1至第6，1891年为警卫皇宫又成立了近卫师团。师团编制采取两旅团、四步兵联队（相当于团）再加炮兵、辎重和骑兵联队，平时兵额1万人，战时足额则超过2万人。“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前成立的七个老牌师团，后来一直被日本陆军视为第一等部队，装备优先保障。

从甲午战争起至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成立了第7至第18师团。占领朝鲜后为弹压当地又建立了第19、第20师团。序号从7至20的师团，被日军视为二等师团。“大正裁军”时这类师团解散了四个，剩下10个同原有的一等师团共十七个，是日军战前的“常备师团”。

战前日本财力有限不能多养兵，却要多训练兵员，为此陆军服役期仅两年，复员官兵称“在乡军人”编为预备役。各师团管区预备役人员每年按原建制集合训练一个月，并有库存装备，临战可迅速组成一个新师团。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多数常备师团便立即由一变二（此外还恢复了裁撤的4个二等师团），至1938年陆军师团数发展为三十四个。这些新建的序号100之后的师团称“特设师团”，如第101师团、第114师团便是分别由第1师团、第14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建。在日军建制中，这类部队属第三等师团。

随着侵华战争扩大，从1938年至1941年间日军主要采取从常备师团中抽一个精锐联队为基干再征集补充兵的方式，陆续组建了序号以20打头的新建师团、序号在30至40之后的“治安师团”、序号在50以后的“补充师团”。这类师团采取国际通用的“三联制”（师团内不设旅团直辖三个联队），兵额也只有1.4万人。序号从21至57的师团被视为第四等部队，不过因其军官出自常备部队，兵员也年轻，战斗力往往高于第三等师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感到已有的五十一个师团不够用，由混成旅团扩编或从老部队抽调骨干作基础，建立了大量“增设师团”，序号大都在60至100和120之后。这类师团在日军中属于第五类师团，缺乏重装备，兵员年龄少至16岁，老可至45岁，却因其军官、士官都有战斗经验尚能有效组织作战。至日本投降前，陆军作战师团（不含航空和战车等特种兵）达一百六十九个，增设师团成为军中主要成份。

日军侵华时后方遇到广泛的游击战，感到重炮、汽车较多的师团不太适应“治安战”，便从各师团中抽调军官、士官为骨干组建了几十个独立混成旅团，直属各军。混成旅团下辖五个步兵大队，另有炮兵队（下辖三个中队）、通讯队、工兵队、辎重队，编制为4900人。这类部队重火器少，主要配备骡马，比较适合山地和轻便行动，从战斗力看另有特点。

不同师团年龄构成也使战斗精神存在差异日军师团的不同组建方式，表现为不同部队年龄构成有很大差异，直接影响到战斗精神。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直至战败投降前，严格受官方管制日本的新闻报道描绘其官兵负伤濒死时，都按一个套路称他们最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说这是欺骗性鼓动，而一些在战时治疗过成千上万伤兵的军医回忆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真正垂死前高呼“天皇万岁”的，大多是军官和18岁至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士兵；战争后期补充到军队中16至17岁的“少年兵”，在医院中临死前一般是喊“妈妈”；战争开始至结束时动员的三四十岁的预备役兵和“国民兵”，伤重垂危时差不多都喃喃呼唤自己孩子的名字。

笔者同经历过抗战全过程的父辈交谈，他们的体会是，开始捉到的少量日军俘虏以三十多岁的预备役兵居多，年轻日军负伤被俘后也往往自杀。在战争后期，捉“小鬼子”即少年补充兵容易，其战斗力和顽强性都差。笔者在日本时，同一些当年的日军官兵和史学家研讨时，他们也认为少年兵和重征的预备役兵往往战斗意志不强。从双方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可看了一个共同点，日军战斗最凶悍的部队，还是主要由年轻现役士兵组成的第一等、第二等乃至部分第四等师团。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讲述1938年“武汉攻略战”时，印象最差的也是由三十多岁的预备役兵组成“特设师团”（序号100以后）。他说陪同皇族视察时，发现这些部队纪律和管理均差，如对防毒面具不认真保管而大量损坏（这也不自招地说明常施放毒气）。冈村最感惊异的，又是听说从东京征集的101师团的预备役兵中有浅草（市内黑社会猖獗处）的流氓头子，本中队军官对他居然像下人般打洗脚水。由日军头等部队第1、第6师团的预备役官兵组建起来的第101、第106师团，在进攻武汉时各师团中战斗力却最差。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保卫战中突出的一次胜仗，恰是重创了第106师团（据日军统计该部伤亡3000多人）。

由复员多年的官兵再征集组建日军预备役师团战斗力差，重要原因是成员已拖家带口，不像年轻官兵那样愿意“到靖国神社相会”。日军又实行地域征集制，复员官兵长年一处生活，常有预备役军官在地方企业是预备役士兵下属的情况，重新征集后自然不敢实行常设师团或新部队那样以上欺下的苛刻管理。据国民党起义将领郭汝瑰回忆，他在日本参观过预备役部队演习时便发现，“胡子兵”们对军官很随便，远不像常备部队那样等级森严。
“特设师团”虽战斗力弱一些，残害中国百姓却格外猖獗。冈村宁次回忆录中便说，预备役兵犯罪量最大，且多是强奸，其中34岁又是犯罪高峰，他的解释是老兵久历社会失去了“纯良”。其实日军成为犯罪集团，是传统的野蛮作风造就，战后日本有良知的作家也都说：“当兵三年，再老实的人也得变得像魔鬼一样”。年轻人进入这一染缸便难保“纯良”，老兵油子久历黑暗一面，肚子里的坏水和施暴花样自然会更多。

日军统帅部通过实战，对序号在100以后的特设师团也很不满，在1939年还解散了几个。不过因预备役官兵多，组建这种师团速度快，1943年后因战局紧张还是建立了几十个。如关东军在1945年春天的师团番号达24个，其中20个是几个月前刚由预备役人员和新兵所组建的特设师团。首相铃木贯太郎认为其战斗力不如原来的8个常备师团，遇苏军进攻两个月都坚持不了。从苏军在远东战役八天间便推进了200至500公里的情况看，这一估计大致不差。

日本地域民风也影响各师团战斗力。军人来自社会，看日军师团的战斗力除了序号，也要注意组建地域。近代日本军界为克服古代割据传统，联队长以上和参谋军官频繁轮换，大队长以下官兵仍属一地同乡。最早七个师团中从第1师团至第6师团按其征集地，分别称为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师团，各地民风和对其战斗力有着不小影响，其中贫困区域的师团更显得愚顽蛮悍。

近卫师团由全国挑选精兵组建，不受地域风气影响。该部却养尊处优，1939年末进攻广西才上阵，后进攻新加坡并长期守备南洋，因受照顾未参加恶战，战斗力也未充分显现。

1891年在东京组建的第1师团，是日军所建第一个师团，在朝鲜成欢同清军打响了第一枪。不过东京从江户时代起便是商业都会，民风不强悍，征兵多要到西面较贫困的长野县。该师团名声大，1936年后七年间在关东军内作为骨干却未打大战，仅派出过一个支队短期到察哈尔实战锻炼。1944年菲律宾告急，军部声称该让这个“阔少”上阵。该师团到莱特岛登陆后遇美军打击便损失大部，余部逃入丛林，接到投降令时只剩800名残兵。

大阪是日本商业气氛最浓的城市，商贩出身的士兵精于算计多不甘心卖命，此地组建的第4师团从日俄战争起便因战绩不佳被称为“奸诈的商人师团”。1937年该部调到关东军，两年后到华中战场，战斗力并不算强。1942年该师团参加进攻菲律宾，后来到印尼和泰国担任警备直至投降，看来军部对使用这个“商人师团”也信心不大。

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时最逞凶的一等师团，还是第2、第3、第5、第6师团。

日本东北部自然条件差，民风强悍，在仙台组建的第2师团又较适应寒区气候。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只有一个第2师团，能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在满洲横行。该师团随后成为日军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团之一，长期在关东军编成内。1942年该师团进攻“瓜岛”，因海运断绝被称陷入“饿岛”（二者发音在日语中相同），官兵因伤病饿死亡大半，只撤出几千病号。第2师团在菲律宾重建后又赴缅甸战场，同中国远征军一战即败，战斗力降到反不如顽抗的第56师团，这说明日本武士的凶悍气焰往往要建筑在对手抵抗不力的基础之上。

日军第3师团自“八一三”在上海登陆，直至最后在湖北投降，是中国抗战期间始终在华作战的唯一的第一等师团。第3师团组建地名古屋的民风不属强悍，其官兵的拼杀精神还逊于北九州矿工组成的第18师团等部，不过该部还一直算是华中日军的主力。

日军第5师团可谓侵华战争中作战范围最广的部队，也是在关内作战的唯一的摩托化步兵师团。该师团攻南口、侵晋北、以一部迂回南京、打台儿庄、攻占广州、登陆钦州湾入侵广西，先后同中国七十个师交过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师团又攻占新加坡，接着侵入印尼并一直驻于当地。组建第5师团的广岛，属日本的“中国”地区，自古为交兵之地，有武士传统且受天皇重视。战争结束前当地受到原子弹攻击，大概也算是恶有恶报！

在南京大屠杀中血债最多的第6师团，组建于日本九州的熊本，该地贫困且民风嗜斗，男子往往以从军为出路。战前日本有一句自吹之辞：“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第6师团早在1928年便制造过济南大屠杀，从1937年在华登陆至1942年末调往南洋，该部主要在华中作战，凶悍为各师团之最。不过日本军部偏爱富庶地区的师团，对穷困地区的部队有所歧视，总让第6师团打恶仗，配给装备却不如其他一等师团。1943年该师团被调到最艰险的布干维尔岛，遭美澳军两年攻击封锁，残部逃入丛林靠野果为食。据终战时接受他们投降的澳军回忆，所看到的几千日军若不是眼珠还在转动，否则会以为都是些骷髅。

存在决定意识，二次大战结束前弥漫全日本的军国主义氛围，是投身军营者大都成为凶神恶煞的根本原因，各地的民风差异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环境。最终铲除军国主义的土壤，才是根绝出现那些野蛮凶恶的侵略军的基本保证。

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单兵装备详解(Part 2)

图解国军德械师骑兵部队军官
骑兵
骑兵这是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兵种，他和步兵兵种拥有同样的光辉历史。在冷兵器时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军队，骑兵是绝不能缺少的兵种。而且，由于在生产力极其有限的古代，牲畜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于是，牛和马的多少就成为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同时，步兵与骑兵的多少和战术素质的高低，也就是军事实力衡量的标准了。中国的骑兵使用要从周朝后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赵这些位于北方边陲的诸侯列国，抗击匈奴等游牧民族开始算起，善于阵地战的这些中原国家，在屡遭游牧民族侵扰后，改变其原有的战略思想，用“施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大量发展骑兵，之后的历代王朝也不同得加以发展，传统一直保持了数千年。但到了热兵器时代机械化的发展，尤其是坦克战车的诞生，骑兵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国民革命军由于机械化装备发展较晚，所以，骑兵在快速机动方面，还是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德械师，还是其他地方部队，都保持着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国民革命军的骑兵部队拥有自己的军种颜色为黄色,德制师的装备是最好的，除与步兵拥有同样装备外，如：钢盔、军毯、水壶、弹袋、饭盒和防毒面具等。还配有专用的骑步枪和马刀，有的部队还穿着着绿色的军服（未经证实，实否是骑兵专用的军服）。在国军中的地方部队骑兵里，由于其原有的历史原因（归属中央之前，地方军阀大多都是自购装配）骑兵的装配杂乱，种类繁多。但决大多数都使用的是英国生产的托尼式钢盔和中国传统的近战武器-大刀。


中正式骑步枪：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制式武器会议，决定以德国1924式步枪，兼用为骑步枪，使用的子弹为标准7.92x57mm尖弹,定为制式步枪。该枪在德国只是小量生产，可算是当时最新型的步枪之一。
1934年时财政部为了武装税警总团，向德国毛瑟厂订购一万枝步枪，兵工署技术司借机请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德国厂家索取二十四年式全套的制造图纸，并附原料表，检验样板，对版图纸一副。在收到资料后，兵工署技术司即刻移交给巩县兵工厂，让其根据图纸、样版，开始修改模具，筹备制造二十四年式步枪，原先预计在1934年10月底制出第一批新枪。但是毛瑟厂所赠的样版，是已经使用过的，交来的图纸中还有一些小错误。于是兵工署技术司又向德国兵工署正式商讨索取德造二十四年式制造图纸及检验样版图。巩县兵工厂当时厂长毛毅可，原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奉派前往德国引进1924式制造图纸及检验样版。新图纸于1935年收到，仍由巩县兵工厂负责开发研制。
巩县兵工厂在1935年7月开始试产，原定名为二四式步枪，亦称1924年式短式毛瑟枪。节套上的印记也开始模仿毛瑟的横幡商标(Banner)，打上二四式。在筹备试产过程时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曾到巩县兵工厂视察，后来由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呈请批准。1935年8月之后，将新枪定名为中正式骑步枪。节套上打印中正式、巩县兵工厂厂徽及生产年月。因此，有不到二千把的此型骑步枪，是印有二四式的枪匣。中正式骑步枪于1935年10月10日正式量产。之后正式装备骑兵部队。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工兵冬装
工兵
德制师内设有专职的工兵营，直属于师部，为整个作战师提供专业服务，诸如架桥，扫雷，布雷，设、排路障等工作。其配置体系和技术职能都是按德军的军制设立和培训的，并拥有先进的德制工兵重型装备，如架桥器材。还配有与装备同步进口的运输车辆，完全可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为示区别，工兵佩戴专用的白色底衬领章。相比之下大多数部队工兵营的装备比较简单，重型装备很少，运输基本靠驮马大车等。但当时绝大多数军队是靠步行，也算可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 一般来说，国军的大多数部队的工兵营的装配是比较简单的，重型装备很少，其装备的运输基本靠驮马大车等传统的中国运输工具搭载，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军队机动方式是靠步行，所以也算可以与所属部队同步机动。最让其他部队羡慕的就是国民党中央军德械师里的工兵营了，他们不但拥有先进的德国造工兵重型装配，例如架桥器材，而且还配有与装配同步进口的运输车辆已达到与其所属的部队同步机动。工兵除佩戴有其兵种专用的白色底衬领章，其他个人装具是与步兵基本相同。因为，在战场上国军的很多部队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中战斗减员严重，拥有爱国精神的将领们经常把二线部队也拉上一线参加战斗。工兵也就不例外了。除个人装具外，工兵个人还配发其专业工具和一个皮制工具包斜挎在肩上。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卫生兵
卫生兵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1935年9月25日，颁布的公一字第588号令关于步兵师配置中明文规定，设立师属卫生队，以为部队提供专门的医疗救助，平时作为军医院使用。真正意义上的军医（专业外科医生，指西医）在我国出现得比较晚，其设备与医疗水平都比较落后。虽说有国外留学归国的，但实属少数，大部分为国内培养。即便是这样，也远远达不到部队战时的要求，只能短期培训一些有医疗知识的学生或士兵充实部队。但由于医疗药品的缺乏，战斗中负重伤的士兵生还率极低，这也是中国军队大量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卫生兵分军医和救护兵两种。军医为军官，救护兵由士兵和士官组成，均佩戴有绿色底衬领章，军阶与步兵相同．左上臂戴印有红十字标志的环臂布章，配有专用的木制或皮质急救箱并有背带，以及仿德1930式防毒面具和毛巾。平时戴布制野战帽，战时配发德制钢盔，而像西北军、晋军和两广部队等地方部队则佩戴英制钢盔。国军的急救箱与西方军队的皮制急救包不同，有其中国的传统特色。军用皮带与其他兵种一致，但战时随个人需要佩戴。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宪兵的冬装
宪兵 宪兵是所有国家军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兵种，虽不属于战斗部队，但他在监督部队的军风纪、输导公路交通、维持军队秩序，军事法庭审判及查处军中违纪事件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习惯称之为“军事警察”）。大家可在很多的历史照片和影视资料中的重大军事场合看到宪兵的身影。国民革命军的宪兵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多为士官。直接隶属于军部或师部。军衔的底色为暗红色，与经理(军工部门)同色。军服与其它兵种一致，只是在左臂上配有环臂布章，上面印有“宪兵”两个大字，与当时的日军相似。宪兵的钢盔非常有特色。有两种型式，一种是与英国制托尼式钢盔相似的钢盔改型；另一种是类似西方国家热带殖民地军队所戴的防暑帽（比较像越南军队带的头盔）。无论什么部队全是如此佩戴，包括德制师。除头盔外，宪兵还佩带一个小哨，与当时的警察使用的一样，做联络之用。武器配备的是毛瑟二十响全自动手枪和专用的皮枪套，与毛瑟枪专用皮质弹匣包。正面可装20发弹匣的弹包12个，背后有皮带扣系在后腰，Y字型肩带分3点支撑弹包组。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准尉参谋的冬装
参谋军官 中国兵法讲究的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干里之外”。因此，参谋一职由尉级以上的军官担任。军衔被设计为竹节，佩戴在左边，右边的领章是官衔，军服和个人装备则与同部队军官的一致。下级参谋军官配有专用的斜挂式皮制文件包，与德军在二战前的样式相似。高级参谋军官则配有手提式皮制公文包，自卫武器虽是手枪，但由于当时的武器型号繁多(多为国外购买)，所以没有统一制式。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步兵师炮兵
炮兵
1935年3月，国民政府武汉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开始对国军中的炮兵部队按照火炮种类进行整理。共编成两团制的炮兵旅4个，独立炮兵团5个，独立山炮营、独立野战炮营、独立重迫击炮营各3个。具体如下：
一、炮兵旅
炮兵第1旅：装备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75mm口径山炮
炮兵第2旅：装备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75mm口径山炮
炮兵第6旅：装备德国制L/29克虏伯(Krupp)75mm口径野炮
炮兵第8旅：装备日本辽十四式77mm口径野炮
二、独立炮兵团
独立炮兵第4团：装备日本三八式75mm口径野炮
独立炮兵第6团：装备日本三八式75mm口径野炮
独立炮兵第8团：装备日本辽十四式150mm口径榴弹炮
独立炮兵第9团：先是由装备德国克虏伯75mm口径野炮和重迫击炮（各1个营）的第32步兵师师属炮兵团编成，不久将野炮营又划回32师，而重迫击炮营与独立重迫击炮第1、2、3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新的独立炮兵第9团装备法国施奈德75mm口径山炮28门。
独立炮兵第10团：装备德国制L/32 sFH 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机械化牵引）。
1937年又组建了独立炮兵第14团：装备德国制L/30 sFH 18 克虏伯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机械化牵引）。
三、高射炮兵（1937年组建）
高射炮兵第41团：装备德国制博福斯75mm口径高射炮28门、德国制十八年式37mm口径高射炮36门、瑞士制造的索罗通高平两用机关炮(Solothurn)20mm口径，48门。
高射炮兵第42团：装备瑞士制索罗通20mm口径高平两用机关炮108门。
1937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防空总监部，以黄镇球将军为总监，防空总监部编有高炮部队第41、42、43、45、48、49等团，有德式75mm、俄式76.2mm高射炮，另有37mm炮，20mm炮，13.2mm机枪，并配备辅助对空作战的指挥仪等装备和专职的探测队。
国民党炮兵其军衔的底色为兵种专用的蓝色，其军装分德制师使用的黄绿色军服和地方部队的灰色军装两种。其配戴的钢盔也是，分德式与英式钢盔两种。国民党炮兵的个人装具包括，水壶、饭盒、干粮袋、毛巾和防毒面具等。同时还配发其一个皮制工具包斜挎在肩上，已存放炮兵的专业维修工具。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战车兵少尉，头戴德国早期装甲兵的防撞头盔，配有毛瑟“二十响”手枪。
战车兵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形成，广州的国民政府与各系军阀纷纷开始拥有小型的机械化装甲武力，其中多为自制的铁甲汽车、卡车及铁甲列车，军阀机械化部队中较有规模并经常拿来参战的部队就是北京政府张作霖的奉军了，而最早在中国和战车打过仗的军队，则是西北军。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换下了五色旗，升上青天白日旗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后，改称“东北军”的奉军，虽名义上属国民革命军，但和其它非中央军系一样，对珍贵难得的装甲车辆，通常是继续留在“前大帅”身边当直属部队，不会上缴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实质上仍无法拥有能够直接用来保卫其统治地区的直属机械化部队，故南京政府于1929年三月在南京新小营，将财政部税警总团移交的18辆英国造履带式重机枪轻型战车（Vickers-Carden-Loyd Mk. VI machine gun carriers），编成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命张杰英中校任队长，但此时该部队仍是一支隶属陆军步兵师的种子车队，并非独立兵种。1932年五月，上级觉得战车队不宜归步兵师管辖，又将其改为隶属于以辎重为目的的陆军交通兵第二团，进驻南京的通光营房，以利后勤保修。此期间，张学良对国民政府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也有部分协助，但少帅自己东北省军中的机械化装备，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大半毁俘于日本关东军手中。
1933年前，国军就开始进行机械化的训练了，但仅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员中进行，中央军校中也只有美制的水陆两用一吨小型战车两辆、法国制三吨雷诺战车两辆，只供学员驾驶训练使用。同时，在南京还有两个交通兵团。每个团分三个大队，分别装备美、英、德产二吨半或三吨不同型号的卡车，负责运送军用物资。该团驻扎南京城内三十四标。另外国军还有一个辎重兵学校，驻南京城外岔路口，内分学员队和学生队。学员队由各辎重兵部队现役军官的保送生组成，学生队则为招考入校的青年学生，训练课程为人力、畜力、汽车、船舶、铁道、航空等输送和后勤兵站业务。1933年，国军成立汽车训练班，隶属交通第二团。1934年底，国民政府从欧洲购入的战车和摩托车开始陆续运抵我国（1934年春，孔祥熙奉命考察欧洲各国，并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于该年11月从英国购入“维克斯”型战车32辆，其中16辆为维克斯6T E六吨半重，乘员2人，装有47mm炮一门和7.9mm机枪一挺。其它16辆为VCL水陆两用战车，战斗全重三吨半，乘员2人，装有7.9mm机枪一挺。以及若干英国产“哈雷”二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军政部速成立军政部直属战车营，该营驻扎南京城内马标，归军政部直接指挥。部队装备意大利两吨半菲亚特CV-33战车和英国维克斯6T E六吨半战车各16辆。1935年，国军将交通第二团的汽车训练班和军政部战车营及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通辎重学校，学校位于南京城内丁家桥。1936年2月，国民政府组成了以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德访问，在前任赴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帮助下，代表团会见了希特勒等德国军政首脑，磋商了中国向德国购买军火的技术、付款方式的问题。当时的订单中编号10020和10030分别是德I式（Pz.Kpfw.I-A型，也称“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sd.kfz.222（也称“毫须”式）装甲车。德I式A型战车，战斗全重5.4吨，乘员2人，装有2挺7.9mm机枪，订购17辆（一个连）；毫须式装甲车，战斗全重4.5吨，乘员3人，装有1门20mm机关炮和1挺7.9mm机枪，订购12辆（一个连）。充实给直属战车营。同年5月，蒋介石决定将直属战车营及交通兵二团所属的装甲车队合并，在南京方山成立陆军装甲兵团。1937年“八一三”事变，装甲兵团战车营的第一、第二连在杜聿明带领下赴上海参战，两个连的连长均壮烈牺牲。战后，两个连残部撤回南京恢复建制。南京保卫战时期，装甲兵团将战车第一连残余的菲亚特CV-33战车留下参加战斗，其余部队分两路撤退，南路经南昌撤至湖南湘潭，北路计划渡江经铁路输送到郑州，但战事急剧变化，该部装备大多被遗弃或自毁，部分人员勉强渡江，被友军收容。1938年春，苏联产T-26、BT-5轻型坦克，BA-3/6/10/20轮式战车约108辆运抵广州，随同苏联战车一同而来的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团200余人，团长高尚夫，总翻译李修业。同时期运抵广州的还有德国产装甲汽车18辆，奔驰柴油卡车40余辆、美式福特卡车约400辆、意大利产摩托车约40辆。上述车辆不久陆续输送到湖南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副师长邱清泉。该师还配属有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团长冯尔骏，装备有德国制造的PAK-37战防炮，具体情况不详。第200师师部驻湘潭，搜索营驻浏阳，其他部队分别驻扎湘潭附近和云湖桥等地。其中1149团装备充足，而1150团只有人员却无装备。第200师先后派遣部队参加了台儿庄和兰封战役。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是师直属搜索营的一个装甲车连，在战斗中全部损失；兰封战役期间，1149团第三营、第四营（苏式战车54辆）由火车运送到兰封协同友军作战，战后被调至陕西华阴、大荔等地，被划编到胡宗南的第一军由陶峙岳指挥，1941年改编为战车第二团，郭彦任团长，调归胡宗南管辖，就此脱离200师编制。

图解戴便帽的国军战车兵(因战车兵最早隶属于交通兵，所以早期的战车兵领章的兵种色为交通兵的黑色)
1939年新11军改编为第五军。该军特配有战车防御炮团, 下辖两个营，第一营装备有德制PAK-37战防炮24门。第二营则是搜罗第2、9师残留的苏罗通-47战防炮连组成的，有炮24门。该军除军直属战车团外，其他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之虚名。（该军在入缅作战时，用卡车运送了8辆菲亚特CV-33战车参战，配属给66军5辆，基本损失干净。其余战车及后来又搜罗了英国丢弃的维克斯战车9辆退回国内。这些战车后来都调到汉中修整。200师的T-26是82辆，再加上三大两小五辆修理车，共计87辆。）
1942年，为保卫抗战的战略大动脉-滇缅公路补给线，国民政府将第五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3月底，中国装甲兵在缅甸首开与外国盟军联合作战的记录，战败被迫撤回国内。此后随着大量美援陆续运抵，国民政府开始在印度蓝姆伽编练美制的国民革民军新军-中国驻印军，这群“美械中央军”乃是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所编成的最精锐部队，初期为步兵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后来扩编为新六军、新一军。新二十二师曾在缅北索卡道打过一场不折不扣的典型歼灭战，让日军尸盈山壑，从两军战斗结束后累积的战果来看，足已使抗战前期的所谓“德械”中央军相形见绌。在此精锐的中国驻印军之下，陆军机械化学校便成立了“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负责培训官兵；并又于驻印军之下成立“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计划下辖七个战车营，负责作战。同年八月，便将第一批战训班结训官兵编成以美制M3A3史都华（Stuart）轻战车为主的战车第一营。
1944年初，战车群美籍指挥官命令赵振宇上校为营长、赵志华为副营长，带队由蓝姆加至加尔各答接收作战用车辆。战车第一营为中国驻印军的军直属战车部队，也是国民党陆军使用美制战车作战的开始。由于战车第一营的骁勇善战，美军司令部又决定在瓦鲁班战役后再提供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战车一个连，补充给该营作战使用，加强战力。其后该部队在缅北其它战役中继续协同，中、美等国友军部队并肩作战，经常扮演冲锋陷阵的关键角色，更曾与日军战车联队于缅北的贵街，发生了战史上少见的“中日坦克战”，结果当然是以装甲火力俱差的日本战车被歼收场，该部对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具有整体的杰出表现，直到抗战胜利，加上随后在蓝姆加训练未上阵的六个战车营官兵，与国内留存的老战车部队的两个团，使国民党陆军装甲兵发展到达巅峰全盛期。
图解戴德制钢盔的国民革命军战车兵，因其早期隶属交通兵，领章为黑色。
国民革命军的战车兵是以德国军事顾问依据德国的装甲兵发展经验而成立的。但由于德国顾问们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思想都停留在一战的军事理论中（步兵是战斗的绝对核心，战车只作为步兵的辅助支援火力。这种思想在日军和许多二战初期战败的西方国家军队中都普遍存在）。再加上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战车兵在早期并不是独立的兵种，而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陆军交通兵即辎重兵。随着军事思想的进步，条件的成熟，国民革命军也有了自己独有的战车兵。早期的战车兵使用的兵种专用色为黑色（国民革命军陆军辎重兵的兵种专用色），后期建立了装甲兵这一兵种，其兵种专用色也改为银色，同时有其特殊的军衔领章．叫做“克罗米领章”（铬质的电镀章）。
早期的独立战车营因其隶属于交通兵第二团，故其臂章的部队符号为X2。装甲兵头戴的是一种橡胶制的防撞头盔。其型号与德国机械化部队早期所使用的相同，在执行训练和维修保养作业时，穿连身工作服，戴布制野战帽。进行检阅和参加战斗时，战车乘员习惯穿着一般的野战制服，带防撞头盔。有的还戴有德式钢盔，配发驳壳枪及专用弹匣包，战车内的每位乘员配发德国原装或国内仿制的德军制式风镜。
抗战中期的第五军直辖的战车兵团还沿用早期的军服，接收意大利菲亚特CV-33战车时随车配给了数量不详的意大利式橡胶头盔。1938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苏联坦克，但没有资料记载军队是否使用过苏制的坦克帽。
中国驻印远征军部队服制装备
中国军队在以极其落后的装备与日军抗衡了五年后的1942年元月，终于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联合发表了对德、意、日法西斯三国的《共同宣言》。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成员。于是，中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来自西方盟国的援助，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担起在东南亚战场保卫其盟国的沉重责任，和重要的战略大动脉-滇缅公路补给线的安全。1942年2月，日军在占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之后入侵缅甸，国民政府派遣由卫立煌为司令（杜聿明代理）、林蔚为参谋长的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第5军、甘立初的第6军和张珍的第66军）入缅作战；虽然中国军队作战英勇，取得部分的胜利，但因英军指挥官缺乏作战决心，不断退却避战，使得中国远征军难以支撑大局，让整个战局急转直下，我入缅作战的远征军也被卷入溃败的旋涡中。于是，中国远征军开始分两路退出缅甸。一路为杜聿明率领的远征军主力，本想由滇缅公路退回国内，但因日军进展迅速，回国之路遭到截断（其间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高丽贡山战死），不得不进入野人山谷，穿越蛮荒丛林向国境推进。经过千辛万苦，累病饿死官兵无数，终于返抵国门，后与日军隔怒江对峙。另一路由孙立人带领新38师主力，有秩序的退向印度，尔后在雷多与国军新编新22师（师长廖耀湘）残部会合，并在美国的协调下，由英国盟军提供印度蓝姆伽作为该批入印国军的整训基地，成为日后中国驻印远征军的种子部队，简称驻印军（即国军服制的另一大类-美式师）。

中国驻印远征军司令部臂章
到了蓝姆伽整训的国军，除接受新式的编制与训练外，同时也接受新式的武器与装备补给。美军负责人员训练并提供武器装备这批新军，而由英军出地提供训练场所驻地，并且提供人员伙食给养与人员的服装被服等个人装具。共同孕育这支国军的新式部队。
整训期间国军将驻印军重新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下辖廖耀湘的新22师、孙立人的新38师和胡素的新30师，另外军直属部队下辖7个战车营、1个独立步兵团、1个重迫击炮团、3个重炮团、1个高射机枪营、1个汽车团、1个辎重兵团、2个工兵团、1个通讯营、2个运输大队和1个教导团。每个师装备4500支步枪，1080支自动步枪、540支卡宾枪、270挺轻机枪、72挺重机枪、60毫米迫击炮170门、80毫米迫击炮36门、75毫米山炮12门和105毫米榴弹炮12门。这些装备不但是当时国军部队中最好的，就连日军也是无法比拟的。
不久，国民政府从国内空运了第50师与第14师，将驻印军扩充为新1军和新6军，又由陆路增援了霍揆彰的22集团军和宋希濂的11集团军，使驻印军达到八个军之多。同时成立中国驻印远征军司令部，由罗卓英任指挥官。负责反攻缅北打通印缅公路的作战。

图解驻印远征军P37个人装备组
军服
整训初期驻印军的服装由英军提供，每名士兵配发热带卡其作训服三套，有短裤两件、长袖衫三件、长裤一条。其热带卡其作训服为英军的长衫与短裤、长裤两种裤子组成。上衣为的确良布料，为长袖样式，袖口采用收放式,袖端有一个钮扣，上衣后背部上端到衣领处有一块加强布，在前胸口中央有开衣襟，双肩位置设有肩带，胸前左右各有一个有盖单扣口袋，袋盖为倒山字形，口袋中间有褶襞，此衫有弧形下襬，穿着时将其扎入裤内。卡其长裤为卡其色斜纹棉质料，裤裆的左右两边各有两道打折线，左右各有一直插式口袋。部分裤子前右方缝有一个长方形口袋，而有些则无此袋，这是此型裤的微小差异。在裤裆处以五颗铝质钮扣作连接，裤头上有一横向舌状布条来固定裤头，裤子的腰围处缝有多颗铝质钮扣可用来固定吊带，而裤后则无口袋设计。卡其短裤一样为卡其色斜纹棉质料，在裤头以两条布带来作紧缩腰身的调整并同时固定裤头，裤裆处以三颗铝扣作连接，两侧裤身各有一插入式口袋，部分短裤在右侧有长条型口袋，但大多数则无此口袋，而在裤后有一个无盖口袋。

图解驻印远征军配美式步枪及弹包组
1944年4月，驻印军的服装委托英国在当地招商制作，大体上仍参考英式热带卡其作训服为样版，不过此款式混合了美军卡其服的设计，以上衣为例，采用尖领、六钮扣与内扎式下襬，胸前设有两个口袋的设计，口袋盖为单扣平盖，袋上有褶襞，在双肩位置有肩带，背部上端到衣领下沿有一横向加强布，此衣为长袖衬衫样式，与美军当时的卡其衬衫样式极其相近。长裤部分大体上为简单直筒裤样式，两侧有直插式口袋，臀部后右侧有一个有盖单扣口袋，此长裤与美军卡其长裤相仿。在短裤方面则接近英式短裤。
在进入缅北作战后，驻印军部队的装备、枪械和服装补给由美军提供，所以这时的服装部分改换为美军卡其作训服，虽说有部分的士兵得到此项补给，但部队主要穿着仍以委托英国在当地招商制作的服装为主。
此外，还有部分部队使用美军的HBT战斗服，但并非为全军更换，仅有少数获取。除基础的作训服外，驻印军还得到了其它御寒的衣物，如英军V领长袖棕绿色毛衣，英军V领无袖棕绿色毛衣背心，英军V领三扣长袖棕绿色毛衣，美军橄榄绿羊毛背心，美军五扣橄榄绿高领毛衣，美军M-41夹克，美军M-43外套等等。其M-41夹克大多数发给士官使用。驻印官兵在一般外出时或非战时的集会，则穿着军常服，此套服饰在国军中则有其特殊的称谓，均称之为罗斯福呢军服。尔后在新6军提前回国时，美军又加发给返国的驻印军弟兄每人一套罗斯福呢军服。

图解驻印远征军夏常服全装
驻印军主要的个人装具
是英军所提供的1937式个人装备组，又称之为P-37装备组，其主要包括：帆布腰带、帆布吊背带、帆布背包、帆布小背包、水壶组、帆布子弹袋等等，在依其单兵任务性质还可做局部调整，如可加挂铲组、十字镐等。1937式装备组为英军以及英国协从军所广泛通用的单兵装备，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皆用此套装备。我驻印军入印之后，经协商由英军担负起给养与被服装具的补给。所以驻印军就得到了由英军提供的英国协从军最广泛使用的1937型装备组。
英式帆布腰带
此型腰带为卡其色棉帆布材质，前端有ㄇ字型挂钩与另一端母环连接，腰带上无任何穿孔式挂点，而是在正面帆布的后方缝有垂直布肋与各型袋子后方的C型金属挂钩，勾跨连接，是蛮独特的英式连接方法，这种设计对于结合袋的稳固性颇佳。帆布腰带的后方有两个斜向的连接布条，布条上有日型环用以连接背带。

图解驻印远征军着美式M41夹克
子弹袋
驻印军配有多种型式的帆布子弹袋，一种是指北针/手枪通用型袋，其为帆布材质，呈方形，布袋上有布盖以铜扣与弹袋上的母扣连接，弹袋后方缝有五边形布底，后有C型金属钩与帆布腰带的垂直布条相互连接，可携带指北针也可放置手枪弹、步枪弹。第二种是帆布步枪弹袋，此为双弹袋设计，也就是说一袋两包，各有独立的五角形布盖，布盖上有铜扣与弹袋上的母扣作连接，每名士兵通常都携带两组弹袋。
另一种较大型的帆布子弹袋是我们在许多历史照片资料中最常看到的样式，其型号为MK-3型通用弹袋。MK-3型通用弹袋是步枪/冲锋枪/机枪/通用型子弹袋，在功能上除可装步枪弹，也适合装冲锋枪弹匣，还可作为布朗宁轻机枪（ZB26式轻机枪的海外变型）弹匣袋,由于布朗宁轻机枪是由上匣式弹匣供弹，加之其射速极快，因此弹匣的使用需要较大的携带量，但是一名机枪手能携带的弹匣有限，所以此弹袋在当初的设计上考虑到让步兵帮助同行的机枪兵携带弹药,以便随时填补机枪手的弹药。其弹袋为直式长方形，材质为卡其帆布，上有布盖，弹袋上缝有布条，布条上有母铜扣可与袋盖上的公凸扣连接，背后一样有C型金属钩可与帆布腰带勾跨连接，在袋后C型金属钩的上方，缝有五边布条，上端有日字铜环，帆布吊带可从其穿过进行固定，并可与背包带上的铜钩，勾跨连接。由于此款弹袋的方便灵活，是我驻印军所使用最普及的弹袋。除此之外，驻印军部分军官还使用英式布朗宁手枪双并式弹匣袋，此弹匣袋除可放布朗宁手枪的弹匣外还可放45式手枪弹匣。另外驻印军也使用英式303式备用弹袋（BANDOLEER），但使用方法不同于英国协从军的背挂方式，而是喜欢将此弹袋缠于腰际上使用。
水壶
驻印军所使用的水壶为英式37型，此型水壶在一战时期就有类似的款式在使用，而37型水壶仅是沿用以往所惯用的壶体，而在其它的配件稍作修改而成。全壶为马口铁材质制成，壶口盖为铝质下方连结木头塞，盖上系有细棉绳绑于壶颈上的圆环，壶身为橄榄绿色，外套呢质壶套以作保温用，再以十字型帆布带来背负或是装在卡其帆布水壶袋里。此两种携行方式驻印军都有使用。

图解驻印远征军配备P37个人装备组、MK3通用弹袋、M1冲锋枪、美式5扣橄榄绿高领毛衣。
美式单兵装备
在驻印军的使用上所占的比例并不多，仅为配件而并非整组装具，其配件主要的有M-1936型帆布腰带、M-1923型腰带式弹袋、卡宾弹匣袋、45式手枪侧挂皮枪套、M-3肩挂枪套、45式弹匣袋、M-1942型刺刀组等。之所以使用比例不高的原因，主要是英式的1937装备组的设计良好与其灵活性和耐用度颇受中国士兵的好评，且补给也充足，再者美军也非主要提供个人装具的盟国，仅就局部配件给予补给有特殊任务需要的部队和士兵而已。
帽子
驻印军仍使用的是中国军队传统的圆筒形布制军帽，其颜色为42年后国军统一使用的土黄色。在许多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外国军官也很喜爱戴此帽，如史迪威将军与许多驻点联络官，足见此帽的造型很具魅力。

图解着美制HBT连体服的远征军战车兵
钢盔
驻印国军初期使用的是由英军配发的MK-2型钢盔，驻印军在盔体的左侧漆有青天白日军徽，并在作战时使用伪装网。
在入缅作战后，由于战斗中的耗损与英式钢盔的避弹性与舒适性不佳，在后来的补给中，美军替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新38师优先换发了美军的M-1钢盔,新38师成为国民党军队第一个使用美造M-1钢盔的单位，而后陆续替换了新1军的钢盔。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英式MK-2型钢盔都不使用了，在换发完毕后的单位将弃用的MK-2型钢盔转交给后续的部队或是送回训练基地。所以在后来的许多历史照片中，我们常看到新1军戴美式钢盔，新6军则大多数仍戴英式钢盔，而新6军仅有少数的直属单位获得了M-1钢盔。美式M-1钢盔自1943年量产以来，成为当时装备最多的钢盔，在二战结束后更广泛的被许多的国家采用，并有许多国家以此钢盔为基础进行仿制和改制，其影响之巨大不可言语。我驻印军当时用的为M-1钢盔Model-1943/44型，其钢盔外形较后来的改良式的M-1 Model-1956型钢盔略高。钢盔的左侧也漆有青天白日军徽。同时，驻印军所用的钢盔还大量采用了1/4吋与1/2吋的伪装网。

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单兵装备详解（Part1)

来源：黄埔军校网



丹青难写是精神-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单兵装备详解 丹青难写是精神-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单兵装备详解甄锐 撰稿编者按语：以史为鉴，珍视和平。60年前，中华民族以不屈的精神赢得了伟大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60年后的今天，在这平静安逸的和平生活中，可能已很少有人去探究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更不用说鲜有人问津的国民革命军陆军单兵服制装备。历史不容忘记，忘记意味着背叛。警钟长鸣，方为民族的脊梁。下文以详尽的文字和丰富的绘画追忆了那段历史．谨以此缅怀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献身的英烈们!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仿佛并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军服服制和单兵装备制度。这是源于旧中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经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帝国--满清王朝的覆灭之后，苦难的中国就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军阀们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大量购进西方列强的各式武器，我国渐渐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万国军事博物馆”。同时也就出现了纷纷乱乱的军服及装备。直到中原大战的结束，国民党南京政府才在形势上基本统一了中国。但军队中除中央军外，还保留着大量的军阀残余部队。其都保留着原有的装备特征。谈及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服制和单兵装备制度，必须先从国民革命军的整军运动说起。1933年，南京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军政部根据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整军计划。在整军过程中，不同编制的部队有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理师、整编师、调整师、新编师四种称谓，按照德国顾问塞克特《陆军改革建议书》所提方案．要将全国陆军重新编组成60个师，称为整编师，装备德国进口武器，应用德国先进的军事体制。但其整理师的概念是最早提出来的。1934年12月，尚未轮到编组的部队根据军事委员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整理师。它的编制为2旅4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讯、辎重各1个营，1个卫生队，1个特务连。1935下半年，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开始实施，由于当时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之为调整师。但lO个师中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它完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异于国民革命军其它师级部队。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先从中央军和东北军开始。中央军的37个师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军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东北军的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编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编制，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到1937年7月，中央军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和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军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全部实现了德械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已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至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共计20个师，第三期的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实际上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中央军教导总队，为装备最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被扩遍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全师下辖3个旅，每旅下辖2个团。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每团下辖3个步兵营步兵营下辖3个步兵连（配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配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配2门82毫米迫击炮）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㈠ 师直属部队：1个炮兵营；3个榴弹炮连（配12门75毫米山炮）；1个战防炮连（配4门37毫米战防炮）；1个高射炮连（配4门20毫米高射炮）；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配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1个辎重营；1个特务营；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㈡ 全师下辖2个步兵旅；每旅下辖2个步兵团；团直属部队；1个迫击炮连（配6门83毫米迫击炮）；1个小炮连（配6门20毫米机关炮）；1个通信连；1个特务连；每团下辖3个步兵营；步兵营直属部队；1个机炮连（配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每营下辖3个步兵连；每连下辖3个步兵排；每排下辖3个班（每排配3挺轻机枪，30支步枪）；）㈢ 全师下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整军计划实施的同时，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颁布了《陆军服制条例》，但限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或各地被服工厂的规格而有所差异，抗战后期更趋于混乱。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的中央军三个军通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抢运到华北、东北等地接受日本投降时，被美军评价为“装备不佳，使用不同枪械，穿着各色制服”，这些部队统统都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嫡系部队，嫡系部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部队的状况当可想而知了。如果对国民革命军陆军装具进行细分的话，主要可分为标准服制(即国民政府军队的基本服制)、中央军部队服制(主要以德械步兵师的步兵装具为主)及普通部队服制(主要以原地方军阀的部队装具为主)三大类。

国民革命军的标准服制 国民革命军的军服沿用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服样式，以灰色棉布裁剪的中山装为主，手持苏制7.92毫米莫辛-纳甘M1891式步枪，配大盖帽、军裤、皮带和布绑腿，士兵足穿草鞋．军官则配皮鞋。这种服装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被沿用。中山装式样的上衣成为军装的基本制式，而大盖帽由于不易制作，且不便于实战，后改为布制野战帽。 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夏常服主要以黄绿色为标准色，是由蒋介石聘请的德国顾问们建议使用的。读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的文章可知，从1931年前后到1942年，这种颜色的夏季制服一直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主要采用的制服颜色，后来才换成土黄色的夏常服。除黄绿色军服外，也有部分部队在抗战前后穿卡其色军服(例如淞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军的第87师和第88师)。在原地方军阀部队所属的非嫡系杂牌军中，北方部队大多数以灰棉布制服为主，即使嫡系部队也有不少穿灰布棉军装的。此外据文献记载，两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余汉谋的粤军)穿着土黄色军服。龙云的滇军则是蓝绿色军装，这可能是受到法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军就是穿着这种军装。冬装方面，无论中央军还是杂牌部队，都是以灰色棉布制服为主。所谓的灰色，实际是略带浅蓝色的灰色。在国外出版的大多相关书籍中，经常被描述成深蓝色。这种误解有可能是源于大战后期来华美军的回忆。当时的滇军即穿着蓝色棉制服，甚至还有一个师(陆军暂编第19师，师长龙绳武)接受了美军装备。 国民革命军的上衣以中山装为标准，但各个时期均有不同变化，如上衣的衣领、口袋式样以及布料色泽等。直到1936年1月20日。国民党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后，才将所有军服统一：上衣为中山装，衣领较宽，胸口袋无褶襞，袋盖中央有尖角，胸口袋上缘是平齐的，位于第二颗钮扣处，其它方面则和以前相同。军帽 在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北伐时期的大盖帽被一种圆筒形布制军帽所取代，成为部队的制式军帽。该帽是德国军事顾问以中北欧的“滑雪帽”为原型。依据中国人的头型改进而成的。最大的特点是带帽舌，帽子周围有一层护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钮扣固定在正面，天冷时可以放下，以保护脸部及后颈部。一般来说，国军部队军帽样式较为统一，唯一区别是正面固定护布的钮扣。在改制之初，曾出现过不同样式．如两颗钮扣的、一颗钮扣的，甚至还有没钮扣的，《陆军眼制条例》颁布后即进行了统一。此外，大盖帽在布帽出现后并末被完全取代，很多高级军官仍在正式场合佩戴。1934-1935年前后，曾出现过一种硬顶的圆筒帽，正面有军徽和一颖钮扣，有的还带有帽带。根据历史照片分析．戴这种军帽的可能是炮兵、后勤等配有骡马的部队。据考证，此帽颇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影啊，因为其外形酷似当时德国纳粹党早期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A(STurmabteilung)的。另有一种说法是：这是东北军所戴的军帽，模仿法国Kepi硬顶帽(如法国外籍军团所佩戴的军帽)。但这两种说法前者的可能能性比较大。因为法国的军帽上没有纽扣。 两广部队早期有自己的特色的军帽—一种介于大盖帽和圆筒帽之间的军便帽，样式很其奇特，在归属中央后才被陆续淘汰。东北军、西北军及晋绥军因北方冬季寒冷，普遍采用防寒军帽、即有护耳的毛皮军帽。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东北军的瓜皮式毛皮帽，另一种是普遍使用的厚重毛皮防寒帽。

军衔 北伐结束后，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如图所示，军衔大小以领章上横线条数和立体三角星的数量表示。另外准尉军衔在抗战前及初期为十字纹边，后期改为斜纹边形式。参谋是一边为官阶，一边为竹节(极富有中国特色)，突击队/伞兵的军衔则采用白虹贯日的图形：红日代表日寇，寓意我神勇的突击队员像利箭般刺入日寇心脏．给以致命打击。军官章则以黄边进行修饰。其它兵种领章的底色则各不相同，步兵为红色．骑兵为黄色．炮兵为蓝色．工兵为白色．辎重兵为黑色．军医为绿色．宪兵为暗红色．装甲兵则是铬金属色的“克罗米”(chromium)，而军校生领章则为圆形。除参谋外，防空炮兵也有独号的兵种领章，通信兵配属各单位．所以没有单独的兵种色。领章的大小规格和佩带者所穿的制服衣领制式有关。如衣领窄长的，领章就较为细长；衣领较宽的，领章就采用标准的。一般来说，只有在正式场合，领章才佩带在军服上，在战场及操练时都不佩带。领章除部队配发外还可以自行购置，背面印有制造厂或商家的的名称。将官有铨叙厅办理任命手续后，发给紧制（铜合金）领章，背面印有编号，其他任何人不得自行佩戴。

图解国民革命军官兵的臂章和胸章胸章 陆军官兵的胸章(俗称为“符号”，其实就是名牌)是用布印制的方形块，通常由各师文书照规定打印自制，故略有不同。钉缝于胸前左上口袋盖上。长约9厘米，宽约7厘米，周围镶有0.5厘米宽的色边，并在中间盖上单位官章。将官胸章为红边，校官为黄边，尉官为蓝边，士兵为白边，军校学生则为黑边。胸章左栏是官阶三角星，多为黑色，数目与领章相同，垂直排列。士官在三角星后有一黑直线，贯穿三角星。与领章相同军校学生因尚未授衔，所以此栏为空白。准尉领章无三角星，此栏也是空白。军人的兵种、官阶、姓名、职务、佩发年份，从胸章的颜色、内容一看便知，官兵通常远远的就能由某人胸章上的色边判断是否应该向其敬礼。因将级胸章红边名牌最少见，故部队通常“见红就立正”，成了无须判断来者官阶高低的条件反射动作。胸章背面都印有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时期所提出的“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口号。在机关和学校，有些部队还在胸前佩戴珐琅微章，其图案由单位自行设计，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臂章 佩戴于左上臂，并标有师级单位符号的方形布，分为蓝或黄底配上黑色文字，并印有阿拉伯数字的部队番号。如88D（88师)等。有的部队采用环臂布章，始自何时不详，形式也大同小异。但是这些做法缺乏保密功能。抗战开始后，便以部队代号取代了实际番号。例如薛岳指挥的第四军以“抗战建国”作为代号，“抗”代表军部及军部直属部队，“战”为第59师，建”为第90师，“国”为第102师。中央军第14师则以“还我山河”为代号。另各战区司令部直属部队官兵的臂章则是罗马数字表示，如第六战区是Ⅵ，第一战区则是I，以此类推。军裤与绑腿 国民革命军的军裤极其简单，一般采用西裤的样式，正面开口处用三颗钮扣固定，有两个口袋，臀部则有一个带袋盖的口袋。早期的军裤曾经有类似马裤的样式，但又不像正规马裤那样上腿部分过于宽松，而在膝盖腿处又过于收紧。国民革命军士兵穿着军裤时需在下裤管处打绑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后来驻印军，虽然全身上下都换装了英美装备，仍然坚持打绑腿。有人以为这是袭自日本。实则不然绑腿是源自欧洲陆军留传下来的一种习惯。一次大战时美国参战部队也打绑腿(英文称之为 Puttees)。是用一条长布条由膝盖至脚脖处紧密地缠绕。绑腿布一般与所穿的军服同色，但在正式场合着装时，则会打上呢料绑腿。根据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军队打绑腿很有特色，总是将绑腿缠绕高至膝盖部位，而国外军队大多只缠绕到小腿三分之二的部位。绑腿的打法十分讲究，有经验的老兵打出的绑腿既不会因打得太紧而影响血液循环，又不致因太松而松散开来。还有一种极为讲究的打绑腿方法，就是使用两副绑腿，一副先捆扎于小腿较细的部位．再用另一副将小腿整个包实，如此一来可达到整个小腿一样粗细的状态，比较美观。有的人可能会问，以前的军队为何要使用如此麻烦的布绑腿？这是因为绑腿在野战时可以使士兵提高机动性．裤腿不会被地表植物所钩挂，而且在远距离徒步行军时可以避免大量血液在短期间内涌入脚部，造成脚部因充血产生不适。军鞋 国民革命军早期穿用的军鞋非常混乱。正式场合以皮鞋为主，在一般作战和训练中，普遍穿着黑色布制软胶鞋。除黑布胶鞋外，国民革命军在抗战期间还穿过黑布鞋和草鞋。在北方部队中，如张学良带进关内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等部队习赁穿俗称“懒汉鞋”的黑布鞋，但需要凭一根布条将鞋子和脚掌捆紧，以防脱落。草鞋被视为“艰苦朴素”的象征，因为它往往是就地取材，由官兵自己动手编制，虽不美观．却相当实用。国民革命军穿草鞋的情况在抗战初期并不普遍，后期因物资紧缺，才开始编草鞋。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平时穿皮鞋，战时或受阅时则配有皮靴，但大多都是凭个人喜好穿着，并无明文限定。军用武装带 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均在腰间系有皮带。士兵系窄皮带，军官系宽面双孔式皮带，并搭配德式斜背武装带。德式武装带最初是用来佩挂军官的佩刀，虽然后被手枪所取代，武装带却因可以展示军人威严而被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军官的必然配件和识别标志，但也成为战场上敌人狙击手的绝佳目标（1939年波兰战役之后，德军明令禁止军官佩带武装带)。因此，在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军政部也明文规定禁止军官扎系武装带上战场。

图解国军陆军一级上将呢料军服国民党将官服制国民革命军的将官穿着军官甲种呢军服的呢料将官服，样式和一般军服基本相同，只是剪裁讲究，较为合身，略有不同的是将官服的胸口袋盖向下有三个尖角，下口袋也比普通军服略大，腰间佩带“军人魂”短剑，战功卓著的将军佩带蒋介石颁发的“中正剑”。另外，将官还配发仿德制卡其色呢料毛皮衣领大衣，质地精良，尽显军人之威武。

图解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的步兵标准装具
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的步兵装具
1930年，国民政府形式上拥有约两百多万军队。其中，蒋介石的中央军50万，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各40多万，阎锡山的晋军20多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两广部队20多万，其它地方武装30多万。庞大的军费开支让中央政府无力承担，因此出现了地方军阀部队自行补给的怪现象。造成装备种类繁多，武器千姿百态。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后，这些原地方军阀部队的非嫡系杂牌军也陆续换装了中央要求的部分个人装备，但因数量过大，某些原有的武器和装备还需继续沿用，质量和性能当然无法与中央军媲美。
英国造托尼(Tonny)式钢盔是绝大多数地方部队的装备，如晋军、西北军和两广部队都是自行购买装备的。虽然国民政府中央军（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十九路军）也曾使用过这种钢盔，但在整军换装后，就被德制钢盔所淘汰。
草帽
国民革命军所有部队统一使用的一种装备。它用干稻草编制而成，晴天可以避目，雨天可以防淋。上面标有所在军的番号，如“七七事变”中驻卢沟桥的国民革命军军队所戴的草帽上就标有“二十九军”字样。

图解国军棉被套在干粮袋外面，然后背在肩上的行军装
干粮袋
各地方军阀部队使用的和中央军不同，为一头缝实，一头开口的粗布袋，在装满粮食(生米或干馒头)后，将其开口处用绳子系紧斜搭在肩上，与苏联“十月革命”战争时期士兵使用的干粮袋相似。另外有的部队还把棉被套在干粮袋外面，然后背在肩上。这种方法，在中央军数部队中也有少数部队采用。
大刀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的所有部队中除士兵使用的步枪外，还有一个更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武器，那就是用精钢打制的大刀，俗称大刀片。刀对中国人来说绝不陌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被古人评为冷兵器时代的十八般兵器之首。国军中的西北军更是宠爱有加，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人人都会使大刀，就连师长级别的战斗主官也不例外，甚至还专门成立有大刀队(相当于敢死队)。许多中央军部队也都配备，以体现士兵不怕死的精神。

图解国民革命军各地方官兵的冬装（军大衣、皮帽、毛翻领军大衣）
军大衣
国民革命军普通部队冬季重要的御寒服装，非嫡系部队配发的大衣裁剪与质地都不如中央军。它是由棉布缝制再将内部用棉花添实而成。军官的棉大衣上有多为羊毛、狗毛的毛领。东北军中的军官也有用貂毛、狐狸毛所做的毛领。保暖与做工都比士兵的好。同时还有少量皮大衣装备。



图解国民革命军德械步兵师单兵装备
国民革命军德械步兵师的兵种和装具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军队。随着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的应用。与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纷纷开始与中国密切交往。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运到中国，主要有24门150毫米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毫米战防炮（即德军Pak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ZB26轻机枪及瑞士厄利孔(Ore-linkon)公司的20毫米机关炮，此外还有西门子的通信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
1936年和1937年，德国分别运交2300万和8200万马克军火给中国，其中有150毫米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快艇、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等兵工生产设备。在不到10年的时问里，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已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葺事基础。同时，陆军步兵的基本单兵装雀也依照当时德国军事力量的标准进行驻装备。
步兵制式野战装备配德制或仿德制1924年式7.92毫米步枪、德制M35钢盔、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创盒、水壶、干粮袋、刺刀、两组三联装的皮质枪弹盒。这套装具主要参考日军军制及后来德国军制设计，但许多单兵装具的设计却是与当时德军的样式相同。例如干粮袋、刺刀等。这些装具只在阅兵仪式和正式的野战训练中才有机会亮相。战时却很少配发，算是摆设吧。
步兵在战场上使用的战斗装具较为简陋，如大家较为熟知的单兵用弹袋，是帆布制的长形弹袋，携带方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一长条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带打结系在腰间。这一种弹袋可插近20个弹包，每个弹包可容纳一个弹夹(5发枪弹)，这种方式最为普遍，从诸多现存照片考证得知，“德式”部队即采用这种。另一种为较短的两条，或在胸前交叉，有如“X”形，或由两肩挂下，如同倒“U”字形。还有肩上一条，腰上一条的用法。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单兵手持手榴弹束
每名士兵除步枪外还携带两枚M24型手榴弹，放在一个帆布袋内。挂于左右胸前，由细布条连接挂于脖子上，绑在士兵的背后加以固定。通过历史资料来看，手榴弹袋也有五联装，甚至还有八联装的，或挂于胸前，或斜背于腰闻。由于当时缺乏反坦克武器，士兵甚至对坦克一无所知。因此只能采用身绑手榴弹冲向日军坦克这种极其惨烈的方式了。
步枪除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步枪外，其它中央军使用的步枪五花八门，最多的是“汉阳造”和毛瑟1904/1907年式的衍生型，包括四年式(元年式为6.8毫米，四年式改为7.92毫米)及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十三年式。由于中国与日军一样，把拼刺刀作为一种常用的战术，因此刺刀长度都在500毫米以上。尤其是中正式由于枪短，刺刀长达575毫米，但上刺刀后仍比日本三八式短10毫米左右，许多人引以为憾。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单兵手持上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后背大刀片。
德制师配备的枪弹主要有尖头弹、圆头弹和重尖弹三种，另外还有特种枪弹，例如反装甲的钢心弹等。尖头弹供中正式系列步枪和捷克ZB26式轻机枪使用，圆头弹供“汉阳造”使用。虽然四年式是7.92毫米口径，但有一部分使用圆头弹。重尖弹则专供二四式或三十年式重机枪使用。
德制M35钢盔原是供新建立的德国空军用，在接受中国约22万顶的订单后，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立即指示优先供给中国。据目前已知的记载，到1936年共进口了315000顶M35钢盔，1937年开始装备，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嫡系部队都基本配发了M35。抗战初期的山西忻口战役中，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第85师（师长陈铁）就因为佩戴M35钢盔，而被日军判定为主力部队，遭到猛烈打击。
德制师的军服主要是棉质的。不过据88师的万方澄回忆，当时冬天也有呢军服、呢大衣，春秋有驼绒夹衣，夏天为卡其短袖衫和短裤。事实上，军官确有呢质的军服，尤其是所谓“甲种呢”的黄绿色军常服。
军用水壶为椭圆形，主要由水壶、水壶套及背带三部分组成，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日式是平底的)。水壶套由橄榄绿色的帆布或呢制布料制成，到抗战困难时期，通常只是一层棉布。中式水壶一直使用肩背带，与后期将德式水壶挂在腰带上不同。
干粮袋（杂物袋）的形状与德式略有不同，携行方式则与早期德式的相同，也是用背带跨肩，后来才改系在腰带上。
中国仿德国1930式防毒面具外形与西班牙的类似，非德军之圆筒装具。巩县兵工厂在1934年(民国23年)向德国采购设备，准备自制防毒面具。1936年时日产量已达250副，型号定为二四式防毒面具。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还有金陵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广东面具厂后改名为42兵工厂所生产的型号，非按年号而定）等，型号有二三式、二四式、二七式及四二式。国民政府部队所使用的防毒面具圆筒装可能来自于法国在二次大战之前制作过的防毒面具圆筒装，其特征是增强纹是横的，不像德军二次大战中所用的直纹。国民革命军由于数量众多，且物资缺乏，所以防毒面具没有全部装备，只是配发给国民革命军嫡系部队和一些特殊兵种，如防空兵，炮兵等部队。由于侵华日军不履行日内瓦公约，大肆使用毒气，加之国军防毒面具的装备不足，就给广大中国抗战官兵带来了惨重的伤亡。

图解国军中央军毛瑟手枪枪手，为防止手枪套晃动，枪手在着装时一般先背负枪套，再挂上弹包组。
中国是使用德国毛瑟手枪最多，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的国家，它被亲切地称为“盒子炮”、“驳壳枪”、“匣枪”、“快慢机”等。另外毛瑟手枪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称-“自来得”，事实上这是它在中国比较正式的通称。它的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Mauser Military Pistol）。毛瑟厂在1895年12月11日取得专利， 隔年正式生产。由于其枪套是一个木盒，因此在中国也有称为匣枪的。有全自动功能的，又称快慢机，毛瑟厂则称之为速射型（Schnellfeuer），在1931年5月量产。另一个较少人知道的名称是自来得手枪，许多人以为只有速射型称为自来得，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自来得一直是这一类手枪在中国比较正式的通称。
在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有一份文件是1912年9月，陆军部与德商礼和洋行（Carlowitz&Co.）签约,购买：“七密里六三自来得毛瑟手枪二百杆,连有木匣手把,每杆连子弹五百粒，价计足银五十八两。共计足银一万一千六百两。在天津码头交货。关税在外。”这是自来得手枪一词，在1911年（民国元年）即已使用的明证,可能是最早引进的文件实例，而速射型要在将近二十年之后才出现。在美国，因为握把的形状，一般称之为扫把柄（Broom handle），也有由中文翻译而称之为盒子炮（Box Cannon）的。许多人称速射型为712型，并说这是毛瑟厂的型号，事实上这是德国GECO（Gustavo Glenshaw）公司的目录号码，与毛瑟无关。许多人也称盒子炮为C96（Construction 96即96型），这是在欧洲常用的一个名称，原先专指的是短管的盒子炮，与Bolo一样，即有人所称之为的警用型。所谓的Bolo，来自俄国的布什维克（Bolsheviks，俄国共产党的前身）党人，因为3.9寸的盒子炮当时为其大量使用之故。
中国的盒子炮来源有四种：
一、中国各兵工厂以机械辅助生产的：这一类的盒子炮材质及加工品质较好，虽然仍摆脱不了手工装配，零件不能互换等毛病，但整体而言，几乎可以与舶来品相比。已知的生产厂至少有：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大沽造船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重庆武器修理所、衡阳军械局等。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手持驳壳枪的士兵冬装
二、修械所、厂、队生产：这一类盒子炮为随军修械队，在修枪之余，也制造一些军械。如宋哲元的西北修械所、湘西荼陵修械所、八路军梁沟四所等。这一类的材质及品质差距极大，有的修械所设备好，材料供应好，则产品较佳。象八路军那样在敌后的修械所，因为钢材来源断绝，多半是用铁道钢加工而成。
三、私人游动修枪、造枪商贩：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有如走方郎中。史料中说到河北、河南、四川都很多。由一人到数人不等，为地方豪强大户、小股军队、土匪修造枪支，按客户的意思，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月，以手工打造。其品质依人而异，一般都烙印有原厂的一切印记，惟妙惟肖。当然，也有的印得不知所云，可能是没有原枪做样子，只是师傅教下来，以讹传讹。这类枪很多中看不中用，打几发是可以，打多了就会出问题。有许多的表面处理非常粗糙，一看就晓得是手工打造。
四、舶来品：主要来源是德国和西班牙，经由上海、天津等地的洋行进口。有一份文件是1924年9月10日，陆军部与天津德商世昌洋行签约，购买：“德国新式口径七六三密理米突、枪筒九六密理米突、表尺一千米突之毛瑟手枪一千七百杆，连同空木柄及每杆子弹五百颗、甲(注：假)子弹一个、弹簧一个、弓簧一个、螺丝板一个、每杆净收价洋七十整，共计价洋一十一万九千元整。”本文件中的盒子炮，枪管核算起来只有3.77寸，相当特殊。1934年3月12日，中信局副经理李耀煌向蒋介石报告：“奉委员长电，渝，订买廿响驳壳手枪五千枝，经尊查得德制老牌毛瑟一种，西班牙仿装两种（注：Astra Super Azul，另外还有Royal），价格以西班牙之恩斯达牌低过德枪一元七角国币。德枪结构虽属较为坚固，惟枪杆稍短，以致射程亦少二百米突。如订货时要德枪加长枪杆如西班牙式，则射程当为一致。又，委员长曾电喻查捷克手枪，经尊查得捷克各厂无此种驳壳出售，合并陈明。”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开支列表中，有“购廿响驳壳手枪二万枝附子弹二千万发”一项，共280万法币。又如蒋介石致中国驻德商务参赞谭伯羽电报：“武昌，1938年3月1日：柏林。中国大使馆谭伯羽先生：密。请即商订德国八一迫击炮300门，每门配炮弹3，000发，如有现货更好。又购廿响驳壳手枪2万枝，每枝配弹2，000发，如无现货，则购买其他式手枪亦可。总愈快愈好，其价请速详报。中正。”许多经商业渠道进口的德国盒子炮，在弹仓的左侧，印有中文的[德国制]三字。有的人以为盒子炮就是10发，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6发、10发、20发都有，前两者用的是固定弹匣， 后者多为插入式。20发固定弹匣也有，但是极为罕见。
由以上的文件看来，抗战前到抗战初，中国买的都指定是要20发，买来当然是配到了中央军去了。所以，说中央军主要配发10响毛瑟手枪，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德械师中的士官大多配用毛瑟“二十响”全自动手枪。他们携带着造型简单的专用皮制枪套，只有半截，上下为开放式，毛瑟枪的木壳枪套直接插入其中。同时还配有毛瑟枪专用皮质弹匣包。正面有可装20发弹匣的弹包12个，用皮带扣系在后腰，“Y”字形肩带分3点支撑弹包组。国军毛瑟枪手在着装时，先将枪套以左肩右肋或右肩左肋的方式背负，再将弹包组穿上，如此手枪套即被固定于弹包组之下，而不会晃动。

图解国军中央军冲锋枪枪手
冲锋枪(当时中国叫手提机关枪)是一种经济实用的单人近战武器，特别是轻型或微型冲锋枪由于火力猛烈、使用灵活，很适合于冲锋或反冲锋，以及丛林、战壕、城市巷战等短兵相接的战斗。因此，目前冲锋枪作为枪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对于步兵、伞兵、侦察兵、边防部队及警卫部队等来说，仍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个人自卫和战斗武器。早在1915年，为了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需要，意大利人B·A·列维里设计了一种发射9mm手枪弹的双管连发枪，从而奠定了现代冲锋枪的基础。1918年，德国人Ｈ·斯迈塞尔设计的第一支适于单兵使用的伯格曼MP18式9mm冲锋枪问世，同年，其改进型MP18I式冲锋枪正式装备德国陆军使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冲锋枪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对冲锋枪的战术作用认识不足，因而产品型号不多。有代表性的冲锋枪包括意大利的维拉· 佩罗萨和伯莱塔M1938A式，德国的伯格曼MP18I式和MP38式，西班牙的MX1935式和T·N·35系列，瑞士的MKIO，美国的汤普森M1928A1式及苏联的1934/38式。这些冲锋枪因其结构复杂、成本较高，体积、质量较大，安全性、可靠性差，使生产的数量和使用范围受到了限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队也曾从德国大量引进施梅瑟(Bergman) MP18冲锋枪（中国人曾称其为“花机关枪”其实就是德国的施梅瑟MP18冲锋枪的外销版），其枪长832mm,重4.1千克,弹夹内可容9mm子弹32发,初速为395米/秒,射速为500发/分钟,射程约70米左右,因为 MP18型冲锋枪的性能并不算出色，所以才未能成为我军士兵的标准装备﹐只是配发给班长以上的士官们作为战场上的制式武器，或提供给国军突击队作为攻坚武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队曾从德国大量引进9毫米伯格曼MP18冲锋枪（中国人曾称其外销版为“花机关），全枪长832毫米，重4.1千克，弹匣容弹量32发，初速395米/秒，射程约70米左右。因结构复杂，成本较高，体积、重量较大，可靠性差．所以未能成为士兵的标准装备。只是配发给班长以上的士官，为战场上的制式武器，并配有为MP18专用的皮制六匣弹匣组．携行方式与毛瑟枪手一致。
国民革命军的机关枪手一般为班长左右的士官，他们配备一挺9mm伯格曼MP18冲锋枪，和单兵的个人携行具外还配有为其冲锋枪专用的皮制六袋弹匣组，可装其专用弹匣6匣（每匣32发子弹），MP18冲锋枪专用弹夹包的搭披与毛瑟枪手一致，也是通过Y字型肩带和背后的皮带扣系在后腰上。
ZB-26式轻机枪：一次大战时，参战部队开始注意到，有必要发展轻便的速射武器，由步兵携行，随时提供强大的火力。因此开发出了使用手枪子弹的手提轻机枪(或称冲锋枪)，以及使用步枪子弹的轻机枪，其共同特性是，两者都可以进行全自动射击，为步兵提供支援火力。德国人将MG08改进为MG08/15/及MG08/18轻机枪，美国白朗宁(Browning)的1918型自动步枪(BAR Browning Automatic Rifle)，英国的刘易士(Lewis Gun)轻机枪，法国的乔奇(Chauchat)轻机枪，都成为步兵运动中的主要火力。1920年时，哈力克(Vaclav Holek)在布拉格军械厂(Parga Zbrojovka- Prague Armory)开始设计一种新型的轻机枪。他设计的概念来自同厂的另一位设计师杰兰(Rudolf Jelan)。第一把制出的样枪称为布拉格一式(Praga I)， 使用马克沁机枪的帆布弹带，呈交给捷克国防部测试。测试成绩与有名的白朗宁、麦迪生(Madsen)和维克斯(Vickers)不相上下，国防部要求布拉格军械厂继续研发。
1923年时，捷克国防部公布了一项测试标准，挑选自动步枪或轻机枪以供未来捷克陆军使用。布拉格二式A型(Praga IIA)也参加了此项测试，结果仅次于麦迪生轻机枪。哈力克继续改进他的设计，制出了布拉格I-23型(Praga I-23)，此型采用了伸缩枪托、可迅速更换的枪管、脚架等功能，虽然测试结果仍次于麦迪生，但是因为是本土设计，终于击败群雄，获得采用。此时布拉格军械厂已经濒临破产，哈力克及大部分技术人员均已先后离职。因此布拉格军械厂的轻机枪虽获捷克国防部采纳，但已无力生产。1925年11月，布拉格军械厂与设在勃诺的国营兵工厂(Ceskoslovernska Zbrojovka Akciova Spolecnost v Brno)签署了生产合约，授权国营兵工厂生产并销售当时称为M24的轻机枪。勃诺(Brno，德文为Brunn)，是捷克东南部Jihomoravsky区的首府，在塞尔特语(Celtic)中为山城之意。斯拉夫人从5世纪开始便在此居住，德裔由13世纪开始进入此区，促成了该地的发展，到了二次大战之前，当地的居民已大半为德国后裔。设在勃诺的捷克国营兵工厂，1922年成立，75%股权属于捷克政府，20%股权属于史考达炼钢厂(Skoda Works)，5%股权属于员工。当时已生产毛瑟型的98/22型，行销包括中国东北军的各国军方，甚获好评。哈力克随后加入了国营兵工厂，协助完成了生产蓝图和生产公差。先导型称为布拉格26型轻机枪(Lehky kulomet Praga vzor 26)，样枪于1926年4月为捷克国防部验收合格，同年开始正式量产，定名为勃诺国营兵工厂26型(Zbrojovka Brno vzor 26-ZB-26)。
次年，中国开始大量开始引进ZB-26轻机枪，同时也大量仿制。根据勃诺工厂历史(Zbrane Pro Cely Svet)的资料，由1927-1939年，一共运送给中国30,249挺ZB-26轻机枪。
抗战八年中，国民政府的兵工厂平均每月产量为414挺，平均战损量515挺，占86%。以96个月计，八年中共生产了39,744挺捷克式轻机枪。而战时每年的实际平均补充量为10,685挺，超过平均年战损量，其中的差异即为外购或经由租借法案取得。

图解国民革命军中央军轻机枪射手
轻机枪射手
主要配备ZB26式轻机枪和专用弹袋组。皮制或帆布制的弹袋组可装6个弹匣，两条肩带在后背交成“X”状。佩挂弹袋后一般不扎皮腰带。此外，轻机枪手还配备有水壶、干粮袋和一支驳壳枪自卫。等基本单兵装备。有些还有一块棉质的月牙形披肩，用来保护肩部，以减少军装的磨损。

德械师的历史和抗战时期的德械师（转）

作者 光亭

　　很久以前，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一张反映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是头戴着著名的德国M—35式钢盔的国军官兵战斗的场景，令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怎么国军会装备德式钢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军抗战研究的深入，终于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或德械师（本文一律称为德式师，下同），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关这支部队的介绍似乎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
　　
　　笔者希望能将德式师的情况尽量做一份真实全面的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资料的搜集相当之难，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中德军事合作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整军方案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是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武器装备
　　
　　轻武器方面，德式师主要单兵武器是国造7.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也就是K98k的前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式师里还有其他各式型号的步枪，如汉阳造等。
　　
　　德式师装备的轻机枪多是国造仿制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轻机枪。但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中最为出名的MG—34轻机枪却没有采购装备，中国也没有仿制生产。轻机枪装备数量基本能达到每班一挺的标准。
　　重机枪多采用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该枪是根据1934年由德国兵工署向中国免费提供的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生产的，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与德国陆军装备的1908式重机枪稍有不同，确切地说应是1909式外销型号，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一般情况下，重机枪的装备数量是每个步兵营建制里设有一个重机枪连，共3个排6挺。这一配置标准只相当于德国陆军标准步兵营的一半！
　　
　　德式师装备的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驳壳枪，也叫盒子炮、快慢机或二十响，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其真正的名称应是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欧洲多称为C96手炮。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驳壳枪为荣！当然，德式师装备的毛瑟手枪可不同其他部队里由中国兵工厂、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枪作坊仿制的，全都是正宗从德国进口的原装货。
　　
　　火炮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装备，可惜中国由于技术和财力所限，连号称最现代化的德式师在此方面与现代化军队的差距都是非常悬殊的。德式部队中，除了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其他各德式师都没有师属重炮部队，就以装备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师为例，也只有1个师属炮兵营而已（在最初的计划中应是1个辖3个营的炮兵团）外加战防炮连和高射炮连各1个。炮兵营下辖3个榴弹炮连，每连装备4门德制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营共12门，战防炮连装备4门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高射炮连装备6门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号较多，主要有瑞士的奥力根(Oerlikon)、丹麦的麦迪森(Madsen)、德国莱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罗通(Solothurn)等）。除了师属炮兵营外，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和小炮连各1个，迫击炮连装备6门仿制法国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击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小炮连装备6门20毫米索罗通机关炮。
　　
　　为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国顾问建议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为此组建了一些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如装备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装备75毫米德制L/29克虏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当属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2sFH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0团（1934年采购）和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0sFH18克虏伯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4团（1936年采购）。
　　
　　在法肯豪斯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在师通信营的建制内设立一个无线电通信排，配备15瓦无线电台，并在各步兵团团部建立一个配备5瓦无线电台的无线电通信班，构成了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个人装具

　　
　　中央系德式师的军装分三种，春秋为黄绿色驼绒夹衣常服，夏季为草绿色卡其布衫（又分长裤短裤两种），冬季为棉布。军官配呢军装和呢大衣，质地也就是被称作“甲种呢”的呈斜橫纹走向的呢质橫织布，军服式样基本就是中山装。
　　
　　头戴圆筒军常帽，也叫军小帽，据说其款式是根据欧洲滑雪小帽改进而来的，也有说是从土耳其的圆筒帽变化而来。军帽整体采用适合东方人头形的正圆筒形，而不是欧洲的椭圆形。在帽围上有折围式护面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铜扣连接在正面，必要时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后颈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风、防尘、隔音等作用。在护面布上缘到上帽沿之间镶有一颗直径2.8厘米的青天白日国徽。作战时，则戴德制M—35型钢盔，这也是德式师最明显的服装特征，钢盔上同样也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据说中国德式师所佩带的M—35钢盔还是德国工厂里最早生产出来的一批，根据目前的资料，截止到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5万顶M—35钢盔。
　　
　　因为中国军队的机动方式主要还是步行，绑腿可以有限减轻长途步行的疲劳，因此绑腿成为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个人传统装具，德式师也不例外，打绑腿，士兵配发黑色胶底布鞋，军官配发皮鞋，高级军官配发高统皮靴。
　　
　　每个士兵标准个人装具包括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弹带为帆布长条形，不同与德军的皮制弹包，通常是一条长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条打结扎紧，可以携带20个子弹夹。也有少量采用两条短弹带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两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条。很遗憾，德式师没有配发二战中德军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由国内仿制，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与德军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略有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不同。防毒面具是采购德国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制的，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装在圆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是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仿制法国的防毒面具圆筒容具，两者区别在于德军圆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强条纹，而仿制法国的则是横向形增强条纹。
　　
　　编制序列
　　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是一支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扩编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
　　
　　基本编制如下：
　　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师辖3个旅，旅辖2个团。
　　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
　　
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
　　（一）师直属部队：
　　　　1个炮兵营：
　　　　 3个榴弹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
　　　　 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
　　　　 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工兵营
　　　　1个通信营（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1个辎重营
　　　　1个特务营
　　　　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二）师辖2个步兵旅：
　　　　旅辖2个步兵团：
　　　　团直属部队：
　　　　1个迫击炮连（6门83毫米迫击炮）
　　　　1个小炮连（6门20毫米机关炮）
　　　　1个通信连
　　　　1个特务连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直属部队：
　　　　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营辖3个步兵连：
　　　　连辖3个步兵排：
　　　　排辖3个班（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三）师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全师总兵力约1.4万人。
　　
　　附：
　　教导总队各级主官：（组建于1931年1月，最初编制仅为由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各一个组成的团级单位，人员主要是从教导第2师中抽调，主要用于德式步兵团编制和装备试验。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后才扩编成师级单位）
　　
　　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1933年6月）
　　第1旅周振强，参谋主任马连桂，辖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
　　第2旅胡启儒，参谋主任廖耀湘，辖第3团李西开、第6团刘子淑；
　　第3旅马威龙，辖第4团睢友兰、第5团马威龙。
　
　　第36师各级主官：（1933年9月由87师和88师补充旅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钜；
　　第106旅陈瑞河，辖第212团顾葆裕、第213团李志鹏；
　　第108旅杨光钰，辖第215团刘英、第216团胡家骥。

　　第87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1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王敬久，副师长钱伦体，参谋长夏声；
　　第259旅沈发藻，辖第517团刘曼天、第518团罗哲东；
　　第261旅刘安祺，辖第521团陈颐鼎、第522团易安华。

　　第88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2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6年10月获颁军旗）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第262旅彭巩英，辖第523团吴求剑、第524团韩宪元；
　　第264旅黄梅兴，辖第527团廖奇龄、第528团朱赤。

军中翘楚
　　即便是在接受德国顾问指导与训练的部队中，德国顾问的参与程度也有深浅轻重之分，有的师全师上下只有一名德国顾问！在所有部队中，接受德国顾问指导最多，德式装备最齐全，训练最充足的莫过于教导总队、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这四支部队了。
　　教导总队，全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顾名思义就是隶属于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部队，在国军中属于示范部队性质。中央军官学校前身就是名闻遐迩的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曾在大革命时期东征和北伐中赫赫有名的黄埔学生军，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走上事业顶峰的开始，所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历来是青睐有加，最先进的装备、最先进的战术训练、最先进的部队编制往往都是先由中央军校来进行实验，而中央军校也一直秉承建校以来的传统，维持着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团级步兵教导部队与若干连营级特种兵教导部队。
　　1930年5月，中央军校正式组建了一支编制为两个旅六个团的教导第2师，这是早期中央军校教导部队的鼎盛时期。这个教导第2师几乎将中央军校的所有新锐武器都收入帐下，其所属特种兵包括两个炮兵团，也就是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炮兵团，再加上骑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学兵营与战车队，可以称得上是虎贲满堂，在整个中央军之中，教导第2师的战斗力仅次于冯轶裴的教导第1师，而日后在抗战战场上威名远扬的第4师就是在教导第2师的基础上组建的。
　　1931年1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计划下，中央军校正式开始编组教导总队，最初编制为两个步兵营以及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连。官兵主要从原教导第2师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连、骑兵连和军校警卫部队中抽调的精兵强将。这个团级教导部队主要进行德式步兵团的编制试验以及德式新武器的应用研究，是为了全面开展德式师建设而先行一步的试验性部队。总队长唐光霁少将，出身于西北军，毕业于著名的保定军校，之所以选择唐光霁，完全是因为他科班毕业，尤擅部队训练，而且北伐之后一直在中央军校任职。副总队长朱宗海，曾任教导第2师参谋处处长，原是中央军校的炮兵教官，他负责主持总队的参谋业务。所属两个步兵营主要用于编制试验，炮兵连装备德式75毫米卜福斯山炮，主要摸索德式装备的具体应用，工兵连配备了德式新型工兵器械，骑兵连则鸟枪换炮，改装摩托车。
　　1932年3月朱宗海升任总队长，1932年9月保定军校6期毕业的高级教官章履和接任总队长。在此期间教导总队都只是纯示范性的实验部队。直到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情况才得以彻底改观。教导总队成为一支野战部队，副总队长周振强和张坤生，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与桂永清是同学。总队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主任温祖诠），副官处（主任张炳东），经理处（主任王汉英）。部队扩编为第1团，下辖步兵三个营，团直属炮兵连和通信连，团长由周振强兼任。总队直辖军士营、特务连、骑兵连、工兵连、通信军士连、军官教育队、卫生队、军乐排和汽车队。总队扩编后调防南京孝陵卫（现南京理工大学所在地），位于钟山南麓，国民政府强令搬迁了六个自然村，圈出一大片土地建成教导总队的大本营。
　　1935年1月25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举行授旗典礼，蒋介石亲自到场，并对全体官兵发表讲话。标志着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成为正式的战斗部队。
　　1936年教导总队再次扩编，成为三团制的师级部队，并增设参谋长一职，由符昭鶱担任。下辖第1团（周振强）、第2团（胡启儒）、第3团（张坤生），总队直属军士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连、通讯连、特务连、高炮连、自动车队、卫生队、军官教育总队、军乐排、修械所，并被列为1935年第一期整训部队。
　　1937年9月，教导总队一部参加淞沪会战。同年11月奉军政部命令扩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甲种师。所属六个团中，三个团（第1、3、5团）已完全实现德式装备与编制。南京保卫战中教导总队损失惨重，余部退到汉口后进行整编，与戴嗣夏第46师合编重建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第46师。

　　铁卫禁军
　　第36师、87师和88师是一脉相承的兄弟部队。在中央军里，既不是胡宗南第1军系统，也不是汤恩伯第13军系统，更不是陈诚的土木系，而是出自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标准的嫡系中的嫡系。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组建了军校卫兵队负责蒋介石校长的安全警卫与侍从。后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北伐战争时期又在特务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作为蒋介石总司令的侍卫扈从部队。
　　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警卫团再次升格，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辖部队多达六个团）。就这样紧随着蒋介石的地位攀升，他的警卫部队也完成了从卫兵队、特务营、警卫团到警备师的四级跃升。此后，警卫部队编制又多有改动。1930年12月，警备师与军校教导第1师（师长冯轶裴，该师被公认为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合并为警卫师，原警备师所属第1、2、5团改编为警卫第2旅，原教导第1师所属第1、2、3团改编为警卫第1旅，原警备师第3、4团改编为警卫师特务第1、第2团，原警备师所属第6团被裁撤，人员编入各部。此时的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六个团，师直属两个特务团、一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两个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

　　1931年3月，在整军中，这支编制庞大的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两个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警卫师的荣耀头衔，警卫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87师和第88师。

　　第87师师长张治中，副师长王敬久，参谋长徐培根。

　　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参谋长宣铁吾。

　　而第36师与上述两师有着极深厚的渊源，1933年9月，正是在第87师和88师两个师的补充旅共四个团基础上，组建了第36师，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矩。

　　由此可见，这三个师的前身都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一直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部署在京畿重地，是最受蒋介石器重与信赖的部队，就如同是古时的禁卫亲军，因此最早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的美事，自然就无可争议地落到了这三个师的头上。

　　这三个师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中央军校教导师时代，首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马克斯?鲍尔就对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师进行过系统的指导性训练，当教导第1师与警备师合编成警卫师后，德国军事顾问也就跟随教导第1师来到了警卫师。

　　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三个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作为国军新式整编的示范单位，不应轻易将其调上战场。但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福建事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三个师都有参加，并担负重任。因此遭到了德国顾问的强烈不满，当时的顾问团团长乔治?魏泽尔就此向蒋介石表示了强烈抗议，并与蒋介石发生了争执与冲突，这三个师在德国顾问心目中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

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当时驻扎在上海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为执行中国主权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1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改组军事委员会，并命令第十九路军
全力防守上海，而德式师的第87师和88师负责南京防务。2月1日，国军再次调整京沪地区部队部署，第61师将江阴防务移交给第87师，开赴上海大场；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作为第十九路军预备队，另以一个团加强江阴要塞防御力量。
　　
　　2月中旬，日军第24混成旅团、第9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鉴于日军增兵上海，十九路军势单力孤恐难持久，时任87师师长张治中向蒋介石主动请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分驻京沪、京杭地区的第87、第88师组建成为第5军，由第87师师长张治中兼任军长，统一指挥第87师、第88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此时总队长为唐光霁）和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等部开赴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序列。此时的第5军汇集了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全部是德式部队，是中央军系统内的绝对王牌精锐！这样的嫡系精锐尽数投入，国民政府抗日之心可见一斑。
　　
　　第87师261旅在旅长宋希濂率领下首先从南京出发，并于14日当天正式接防上海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第87师259旅也在旅长孙元良（台湾著名影星秦汉之父）率领下于15日进抵南翔。与此同时，第88师也从经沪杭线开到南翔附近集结待命。
　　
　　2月16日上午张治中率第5军军部从南京和平门登上火车出发，于当天到达南翔，开始部署所属部队接替十九路军防务。第5军在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展开，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其中第88师防御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第87师担负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之线，教导总队之一部警戒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以上部署于18日接管完毕。张治中同时担任左翼军指挥官(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右翼军指挥官)，第5军军部也由南翔前推至刘行镇。
　　
　　日军第24混成旅团从2月20日晨7时30分起，即在重炮和飞机支援下，向庙行猛攻，坚守庙行的第88师顽强抵抗，给予日军重大杀伤，阵地屹立不动。入晚之后，日军继续猛攻，战斗更加激烈，枪炮声竟夜不绝于耳。88师阵地工事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大都被毁，但是官兵隐蔽于破损战壕内，沉着不动，直等日军步兵接近，才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继而以肉搏拼杀。就这样血战两昼夜，日军累次攻击均因死伤累累不支而退。
　　
　　22日晨，日军乘大雾弥漫突入庙行镇东面大小麦家宅88师264旅527团3营阵地，营长陈振新亲率部队反击，但在日军猛烈炮火拦阻下未能击退日军，陈振新战死于阵地，88师副师长李延年亲自督率264旅迅即投入全部预备队封堵缺口，战况殊为激烈，88师直属工兵营营长唐遁阵亡，264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黄梅兴都负了伤，仍未恢复战线，由于庙行阵地被突破，整个第5军战线都受到严重威胁，军长张治中亲率预备队教导总队主力（欠一个营）驰援，并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增援庙行；防守蕴藻浜北岸的87师261旅宋希濂旅长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掖敌侧背；第88师也抽调部队对日军突破地区实施反冲击。右翼军十九路军得知庙行危急，也于9时许下令在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发起反击，第61师张炎副师长率第4、第5团由江湾西北的竹园墩出击，策应庙行守军。就这样，教导总队和87师259旅在庙行正面，261旅在左，61师两个团在右，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经激战后日军除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继续负隅顽抗，主力仓皇败退。日军残部直至晚8时30分，才被完全肃清。这一天的庙行战斗，战况之惨烈为一二八事变开战以来所未见，仅88师就有正副旅长负伤，营长伤亡9人，连排长伤亡20余人，士兵伤亡逾两千。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26日，国民政府发电嘉勉：“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
　　
　　从25日起，日军改变战术，集中第9师团主力猛攻87师麦家宅阵地一点，至26日8时，日军经过10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向麦家宅阵地发起总攻，此时87师防御工事已全部被毁，守军伤亡惨重，因此阵地于11时失守。第十九路军立即调集61师和78师增援，以有力的反冲击将刚攻入阵地的日军逐退。
　　
　　2月29日，日军第二批援军第11师团抵达上海，日军兵力增加后即于3月1日在淞沪全线发起攻击，特别是第11师团一部于晨6时在我军战线侧后的浏河七丫口登陆。尽管国军统帅部早就指示应对浏河一线严加关注，并至少应部署三个团的部队。但是连日激战，前线各部伤亡均很惨重，在兵力部署上实在是捉襟见肘，因此在浏河绵延数十里一线，此时兵力只有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和冯庸义勇军的一个连！日军登陆后，连陷浮桥、浏河镇等地，并向茜泾要隘猛扑，守军教导总队的一个连拼死力战，伤亡殆尽。张治中一面急调261旅两个团驰援，企图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一鼓歼之，一面报告蒋光鼐总指挥派兵增援。
　　
　　261旅接到驰援命令后立即以521团、522团于9时许从顾家宅汽车站出发向浏河增援，但是只征集到汽车11辆，每次只能运送一个营。宋希濂旅长只好率先头部队521团第1营乘汽车出发，于正午12时到达浏河后，即令521团第1营唐德营长率部迅速向茜泾营前进，尽快占领茜泾营，掩护后续部队展开。第1营刚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就遭到已占领茜泾营日军的射击，双方尖兵随即发生遭遇，由于距离极近，前哨部队之间展开的全是白刃肉搏。
　　
　　直到下午3时许，521团团长刘安棋才率第2营到达浏河。日军飞机对浏河车站进行狂轰滥炸，汽车和车站附近的民房全被炸毁，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增援速度大受影响。而此时茜泾营附近的战斗愈演愈烈，日军出动二十余架飞机低空飞行，对国军阵地实施密集轰炸，一时间落弹如雨，而浏河水域的日军军舰也以舰炮开火助战。4时许，日军主力向521团左翼迂回，而右翼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已死伤殆尽。这样在茜泾营苦战的521团1营，就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局面，加上日军海空火力轰击，伤亡过半。但全营官兵奋勇应战，甚至以残破之师几次冲入茜泾营镇内，与日军肉搏，终因日军火力灼烈，兵力又是众寡悬殊，未能得手。
　　
　　下午6时，521团第3营才赶到。宋希濂旅长命令第1营坚守现有阵地，阻敌前进，第2、3营迅速沿浏河南岸布防，等待522团到达后，再乘夜反击。一直到深夜11时，522团因路程过远，又是徒步行军还没有到达。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营抵抗数倍之敌，自中午至深夜，使敌人未再进寸步！此战中我军将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使敌以一个师团之众止步于茜泾营，而不得越浏河半步。教导总队之一个营孤军死战，521团之仓卒应援，都抱必死的决心，以解全线被围之危。同时，正面我军各部均遭到优势之敌全面压迫，我军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下午3时，第7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第5军右翼暴露，而预备队早已用尽，战线之空隙也无法补充，但是各部均竭力支持到天黑，才退守杨焕桥、水车头、谈家宅、孟家角一线。
　　
　　鉴于浏河一线局势危急，又再无部队增援，面对整个战线侧后的这一无法弥补的缺口，蒋光鼐总指挥不得已于当晚21时下令全线撤退。
　　
　　就在部队总撤退中，德式师也打出了威名：根据蒋光鼐总指挥的名利，第5军以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于本日午后11时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向罗店及浏河方面警戒。
　　
　　晚9时30分，张治中下达左翼军变换阵地的命令，命令第88师由马桥宅向嘉定城撤退，第87师259旅由唐桥向娄塘镇撤退，261旅及教导总队由浏河向太仓撤退，独立旅第1团向蓬阆镇撤退，第2团则在钱门塘集结，第78师156旅也向嘉定集结。各部队接令后，都按时分路撤退，陆续到达指定地点，第5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钱门塘镇。
　　
　　就在各部奉命向新阵地嘉定、太仓转进时，第87师259旅517团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一带与日军开展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最惨烈的战斗。
　　
　　3月3日子夜1时许，517团由庙行行抵娄塘附近宿营，此地距离浏河仅十五华里，全团官兵迭经多日苦战，积疲未苏，征衣犹湿。忽然千余日军，自浏河猛扑而来，517团布置在娄塘镇、朱家桥、四竹桥的三个前哨连奋起抵抗。战斗打响后，日军兵力越来越多，其火炮也开始向国军阵地轰击。这三个前哨连所担负的警戒线达三千米之宽，且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一，因此力量相当薄弱，三处前哨阵地均遭重围，但各部均死战不退，将来袭日军抑留在娄塘附近。激战一直持续到3日8时，日军主力约四千人赶到，开始向517团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并向国军右翼迂回。此时国军正在加紧构筑工事，匆促应战，兼之兵力终寡悬殊，日军竟突破前线阵地冲到朱家桥北岸517团团部门前，全团战线岌岌可危，就在此万分紧急关头，第1营第3连奋勇冲杀，将突入阵地之日军击退。
　　
　　10时许，第259旅旅长孙元良急赴517团团部指挥作战，督令所部必须顽强抵抗，张治中闻讯后一面急令驻蓬阆镇的独立旅第1团迅速增援，一面令位于太仓的261旅前出掩护259旅左翼，并令嘉定的88师固守嘉定城，屏障259旅的右翼。
　　
　　此时娄塘一线日军已增至七八千人，攻势一浪接一浪，而517团孤军力战，弹药已将告罄，中午过后，各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日军越娄塘镇连占附近各村落，兵锋直陷贺家村。在葛隆镇指挥作战的孙元良旅长，于15时，亲笔书信一封，命人急送张治中军长：517团现受日军包围，团长失踪。职拟在葛隆镇殉职。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火速转移。
　　
　　张治中接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孙元良，告诉他独立旅第1团即可到达，517团坚持到日落后即向葛隆镇撤退，在河川岸线占领阵地。16时，援军独立旅第1团终于到达葛隆，迅即控制最后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这时517团已到了最后时刻，朱家桥左翼也被日军突破，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冲击，在日军机枪火力下，我军战士前仆后继，有进无退，杀声震野，势不可当。日军竟然挡不住这一支部队的决死冲击，向后退去，娄塘镇之危遂解。517团残部一直杀到外冈与88师会合，后经昆山转赴新阵地。
　　
　　娄塘一役，日军集中主力企图突破嘉定、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国军退路。若不是517团奋勇死战，一旦日军趋葛隆，陷钱门，直下铁路，第5军和第十九路军的退路就全断了，那后果是不堪想象了。
　　
　　此役，517团第1营营长朱耀章身中七弹，壮烈殉国，还有阵亡军官包括两个连长、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
　　
　　3月3日下午，就在517团血战娄塘之时，第5军又接到蒋光鼐总指挥电令，后撤到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一线。第5军奉命撤退，第88师撤至常熟，87师261旅撤至白茆新市，259旅撤至石牌，军部进驻东塘墅，独立旅第2团及教导总队撤至东塘墅。3月5日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整顿部队，构筑工事准备再战。
　　
　　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至此结束。5月7日国民政府命令第88师开驻武汉，第87师驻常熟，后调南京。
　　
　　第5军在淞沪抗战中，军官阵亡83人，伤242名，失踪26人；士兵阵亡1533人，伤2897人，失踪599人，合计阵亡1616人，伤3139人，失踪625人，伤亡总数高达5380人！——德国军事顾问为此痛心不已！

福建事变与围剿红军
　　
　　1933年9月，刚组建还不到一个月的第36师即开江西抚州，作为北路军的预备队，参加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1月11日，红军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军红三军团驰援，36师也奉命增援，与红三军团在八角亭东南发生激战，红三军团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出战斗
。
　　
　　刚刚结束与红军的作战，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并派人与红军接洽，谈判停战和合作，史称福建事变。
　　
　　蒋介石分析形势后，决定立即从抽调嫡系部队入闽，讨伐福建“人民政府”和其武装力量第十九路军。
　　
　　德式师的第87师和88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铁路开赴衢州，组成第四路军，在张治中的统一指挥下，由闽北向南攻击。而第36师则归卫立煌指挥的第五路军，在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
　　
　　第36师穿越闽西北苏区，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中连续行军二十天，于1934年1月10日到达邵武，休整两天后经洋口向延平进军。
　　
　　延平城位于闽江上游，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江的会合点，江面水深流急，又多险滩暗礁。延平城东、南、北三方为三条河流环抱，西面则是高山峻岭，西的九峰山尤为险要。而且刘和鼎的第56师在此经营多年，在西面群山上修筑有大量坚固工事，天险加上坚固工事使延平成为易守难攻之地。因此蒋介石只要求36师相机攻击，以牵制敌军兵力，待正面攻击奏效后，再共同歼灭延平之敌。第36师师长宋希濂亲率各旅团营长对九峰山的地形及敌军阵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发现在九峰山的第四第五峰间，树木茂密，工事亦不坚固，便决定先以211团对第八、第九峰进行佯攻，而以全师老兵最多的第215团于夜间先隐蔽运动到九峰山麓，再利用树林逐步接近第四第五峰，发起突然攻击。
　　
　　1月20日第36师先集中炮火猛轰延平西北高地，第211团在飞机掩护下发起攻击，攻下了敌军阵地的几个支撑点。午后，211团以两个营的兵力猛攻第八、九两峰，诱使守军以为36师全力猛攻，便从右翼部队抽调兵力增援。正当第八、九峰战况正酣时，215团选择敌军防御薄弱之处突然发起攻击，仅遭微弱抵抗，不到十分钟就占领了第四第五峰。这一战果彻底动摇了守军的决心，其在九峰山一线的有组织抵抗很快瓦解。九峰山一失，延平守军自知屏障已矢，难以固守，遂于次日向中央军接洽投降。蒋介石知道36师的战绩后，亲笔写下嘉奖令，用飞机空投给36师，并于当晚通令全军嘉奖。
　　
　　36师在克复延平后即挥师向闽北重镇古田前进，与张治中指挥的第四路军会合，就这样三个精锐德式师在福建前线会师。张治中见古田城防坚固，为避免伤亡派人入城与劝降，守军见援兵无望，中央军兵力却在不断增加，而坚城延平失守对于守军打击甚重，于是同意投降，中央军因此兵不血刃而下古田。几乎同时，闽北另一重镇水口也被中央军攻占，福州门户洞开。而集结在闽南的中央军也正向仙游推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陷入了中央军四面包围。其首脑人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等人，在大军压境的危急情况下仓皇由海路乘船逃往香港，仅由蔡廷锴率十九路军主力向泉州方面撤退。36师在追击中曾与十九路军后卫发生激战，216团团长王作霖阵亡。第36师师长宋希濂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对阵的是十九路军第49师，其师长张炎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是61师的副师长，曾一起并肩作战，交情颇深，便写信劝降。张炎随即回信，并附有致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份密码电报，原来张与中央早有联系。
　　
　　中央军占领福州后，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节制所有在福建的部队，第87师担任了福州及闽东地区的警备任务，而第88师返回南京。
　　
　　而在泉州的十九路军残部已被团团包围，蔡廷锴见大势已去，只身离开部队。中央军每天派出飞机在泉州上空散发传单，告之中央军所在位置，说明十九路军已完全陷于重围之中，劝其派出代表接洽投降。同时中央军派83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前往泉州劝降。（符是广东人，与十九路军的一些中高级军官熟识），在军事和政治双重压力之下，再加上与中央早有联系的毛维寿、张炎等力主和平解决，最后，十九路军余部接受了中央提出的条件，各军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中央另派人接任，原十九路军的军、师、团长由中央资遣出洋或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高级教育班学习。协议签署后，十九路军余部开出泉州到仙游、莆田一带整编。因十九路军中反蒋意识很强，蒋介石恐有不测，便密令嫡系部队36师采取突然行动收缴十九路军余部武器。随后，这些队伍便被陆续送到河南等地整训，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换成了中央军校出身的，这几个师也就逐渐中央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奋战的十九路军就此消亡。而曾与之并肩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的德式师，竟然成为平定福建事变的急先锋，双方从昔日生死与共的袍泽变成干戈相向的对手，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36师在此期间还参与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枪决中共领袖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出生，江苏常州人，原名懋淼，号熊伯，后改号秋白。1920年访问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参与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第三次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回国，同年9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1933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人民教育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身患重病的瞿秋白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瑞金。
　　
　　1935年初，苏区斗争形势更为险恶，瞿秋白病情加重，中央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2月11日，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后，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也加入队伍，中共福建省委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
　　
　　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被当地地主武装发现，并立即报告了驻扎在当地的福建省保安十四团第二营，第二营随即对护送队发起攻击，战斗中护送队被击溃，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率少数人突出重围，行动不便的瞿秋白和张亮、周月林等人则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发现俘获。瞿秋白谎称自己名叫林琪祥，是红军中的医生。张亮供称为周莲玉，是被红军“绑票”的，周月林供称为黄秀英，是红军护士。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认为林琪祥很可能是共产党“要人”，连夜对瞿秋白进行严刑拷打，但一无所获。
　　
　　2月26日瞿秋白被押解到上杭，囚禁于上杭县监狱，其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直到4月10日，国军第8师俘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才知道瞿秋白已经在濯田地区被俘。第8师师长陶峙岳立即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的第36师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对俘虏进行全面复核，保安第十四团根据36师的电令，于4月25日将林琪祥解送长汀36师师部，并将已经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张亮、周月林随即供称“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张、周两人后又公开发表“反共悔过书”，于1935年9月20日各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0月2日提前获释。）
　　
　　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关押在长汀中学里的第36师师部，36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人对瞿秋白进行审讯，在叛徒郑大鹏（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在师长宋希濂的指示下，36师上下官兵对瞿秋白口称“瞿先生”，并给予了生活上的优待。6月2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密令蒋鼎文：“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由于中统特务王傲夫和陈建中还在做劝降工作，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等王、陈劝降不成，，蒋鼎文、李默庵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36师迅速执行处决。
　　
　　6月18日，早晨8时，36师特务连连长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同时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9时20分，瞿秋白在36师政训处长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囚室，步行约2000米，来到位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一路上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步而行，不时用俄语高唱《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当日中午，宋希濂向李默庵电告：“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宋希濂晚年的回忆中，对此事件深表愧疚。

十日围攻
　　
　　七七事变后，上海的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这时，原先驻扎京沪地区的德式师第5军中第87师在常熟、苏州，第88师在无锡、江阴，第36师则因西安事变已调往陕西，上海近郊周边地区只有江苏省保安团。因此7月13日，由何应钦主持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决定增兵上海，将在苏州的第2师补充旅（旅长钟松）调往上海。鉴于《淞沪停战协定》的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上海市区及周边地区的限制，该旅随后改称独立第20旅，其第1团改称为宪兵第13团开赴松江，第2团则化装为保安团秘密进驻虹桥机场。又调江苏保安第2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命保安第4团集结太仓。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事变，1936年起就担任京沪军事指挥官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早已对南京、上海地区抗战部署和作战计划进行过初步研究，并草拟了《上海围攻计划》，也于同日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军司令，全权负责京沪地区抗战军事行动。
　　
　　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中日在上海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当晚，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即命令日本本土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队、佐世保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吴港镇守府第二特别陆战队等部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待命出发。次日上述部队登船前往上海，并于8月11日晚到达上海，使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总兵力达到5000人，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达31艘，还有9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海。
　　
　　8月11日21时，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87师、第88师于今晚向预定攻击出发阵地推进，准备对淞沪地区的日军展开围攻。根据这一命令，张治中立即向各部下达进军上海的命令：
　　
　　一、87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进至市中心区；
　　
　　二、88师进至北站与江湾之间；
　　
　　三、炮兵第10团第1营及炮兵第8团进至真如、大场；
　　
　　四、独立第20旅在松江的一个团进至南翔；
　　
　　五、炮兵第3团第2营及第56师由南京、嘉兴向上海兼程前进；
　　
　　六、56师师长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56师及江苏保安第2、第4团担任东起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主力控制于太仓附近。
　　
　　各部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87师在江阴、苏州、常熟等地征集300多辆汽车，连夜开赴上海。87师在新式中央军整建计划中，曾作为机动作战摩托化运输的战术试验单位，多次进行过运用摩托化车辆实施远距离机动的训练，所以此次进军上海，87师能够迅速利用就地征集的车辆实施运输，组织有序行动迅捷，这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首次进行的师级单位摩托化运输，88师则在无锡、苏州地区登上紧急征用的火车，直接铁运上海。
　　
　　8月12日，87师进入上海吴淞、江湾一带，88师到达真如、大场，装备德制150毫米重炮的炮兵第10团第1营在大场开设阵地，张治中的指挥部也从苏州到达南翔。至此，京沪警备军所属部队已进入预定攻击出发阵地。（上海市民见到这支部队的精良装备，即使是不谙军事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保安部队而是正规军，意味着中国已经彻底抛弃了当年的淞沪停战协定，不少团体、单位与个人纷纷前往劳军，极大激励了国军官兵的士气）
　　
　　同日，京沪警备司令部撤消，所属部队改称第9集团军，下辖第87师、第88师、第56师、独立第20旅、上海保安总团、炮兵第3、第8、第10团，仍由张治中任司令。张治中报告蒋介石，各部已展开完毕，准备于次日先发制敌开始攻击。蒋介石却由于驻沪各国领事团提出的24小时内不要发生战端的要求，指示张治中暂时取消13日攻击计划。张治中对此深为惋惜，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错过了一举击溃日军在沪主力的良机。——如果真如张治中的计划于13日拂晓开始进攻，未必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12日19时，驻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大川内传七已下令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并进行战斗准备。
　　
　　8月13日9时15分，天通庵车站附近的中日两军已经在对峙的前线开始了小规模的直接冲突，88师262旅523团第1营打响了第一枪，八一三淞沪事变终于爆发了！整个13日，双方交火频发，但都只是小部队之间的零星对射，充其量是前哨战，真正的战斗还未开始。当晚，国民政府下令第9集团军于次日开始向虹口及杨树浦之日军开始全面攻击。
　　
　　8月14日，激奋人心的总攻终于开始了，上午中国空军大举出动支援，但是国军尚缺乏空地协同作战的经验，地面部队攻击准备尚未就绪，未能利用空军轰炸的有利时机发起攻击。15时，张治中下达总攻命令，18时炮兵开始火力准备，随后第88师对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起主攻，第87师则攻击沪江大学作为策应。激战在八字桥、持志大学、爱国女校沿线展开，战况殊为惨烈，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前沿被日军炮弹击中腹部当场阵亡，全旅伤亡近千，但是进展甚微。日军伤亡也相当惨重，仅在88师正面的第一、第三大队就阵亡中队长贵志金吾大尉以下106人，伤337人。当晚张治中下令暂停攻击。
　　
　　15和16日，我军为准备第二次总攻，暂时停止了全线进攻。只有87师为取得总攻的出发阵地而于16日凌晨1时向油漆公司、爱国女校等地日军发起攻击，多处突破日军防线，日军调来坦克以及预备队，才阻止了87师的凌厉攻势。但87师还是攻占了五州公墓、爱国女校等地。
　　
　　德国顾问根据几天来的战斗，认为我军伤亡大战果小的原因是攻击敌军最坚强的据点，以硬对硬，所以难以取得进展。因此必须改变战术，从敌人脆弱之处突破，割裂敌军战线之后再予以各个击破。遵循这一原则，88师指挥参谋人员和德国顾问一起研究制定了“铁拳计划”，挑选较有作战经验的精锐官兵组成突击队，配属各种近战武器，并有强大炮火掩护，力争一举突破日军防线，然后不顾一切持续深入突进，其目的不在于夺取敌据点和杀伤敌人，而是以持续不断的推进来破坏敌军阵地的稳定，造成不利于日军的态势，为主力部队大量歼敌创造条件。——这一战术思想正是日后德国在二战中大显神威的“闪击战”的精髓！
　　
　　8月17日清晨5时30分第二次总攻全面展开，88师的攻击目标，是日租界虬江路一线，88师先对目标区进行猛烈的炮击，接着步兵以机关炮和轻重机枪继续对突破点进行密集射击，虬江路沿线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几乎所有建筑物均遭摧毁，突击队随即在火力掩护下，开始突击。同时师主力部队则对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周边展开攻击，以策应突击队的攻击。87师则是猛攻日军海军俱乐部和海军操场，87师由于61师到达吴淞接替该师261旅的防务，使其能抽调生力军261旅521团作为突击的骨干力量，521团以两个轻装步兵营、一个37毫米战防炮连、一个工兵爆破队和通信班组成突击队（从突击队编成看，还是颇具多兵种合成的意味，而且是整个淞沪会战中惟一的一次使用工兵爆破队）。87师师部还特别要求突击队将攻击到达的街道门牌号码拆下，以为凭据。由于采取了新战术，我军攻势凌厉，进展十分顺利，连续消灭日军十余个地堡，压迫残敌集中在较大之据点，当日87师进展最远的一支队伍，已打到了黄浦江边！
　　
　　在88师对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地进攻中，双方反复争夺，伤亡甚重，仅在法学院一处，我军就付出牺牲一营之众的巨大代价。87师259旅第7、第8连接连攻占日军海军俱乐部、日海军操场，但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引翔港镇的攻击，苦战终日也未得手。我军炮兵射击，命中率颇高，但因没有燃烧弹，无法彻底摧毁坚固目标。日军用坚固障碍物阻塞每一通道，并用装甲车作为活动碉堡，防御部署几乎无懈可击，导致突贯攻击最后还是不得不演变成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原先的意图没能得到彻底贯彻，因此虽然获得了不小战果，但还是失败了。这一仗极其惨烈，双方死伤至为惨重，虹口地区终日枪炮声不绝，浓烟蔽日！
　　
　　18日，中国政府接受英美法三国提出的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因此蒋介石命令张治中暂停攻击。但是日本拒绝了该建议，于是蒋介石于下午又下令恢复攻击。
　　
　　同日，36师已从西安星夜赶来，到达上海北郊的吴家宅地区。日军也在调兵遣将，从旅顺和日本本土紧急调来2400名海军陆战队，使其在上海的总兵力增至7000人。
　　
　　19日，87师261旅522团因61师接替原防，得以全团抽身而出投入对市区的攻击，该团作为87师的先锋，由北向南攻击日军杨树浦阵地，一举突入日军杨树浦防线，激战至下午17时许攻占唐山路、公平路交叉路口，前锋已攻入岳州路，并继续向百老汇路挺进。36师集中两个团从杨树浦北侧南下，从522团攻占的地区出发向保定路推进。日军当晚以坦克支援步兵对87师和36师进行多次反击，均被击退。
　　
　　20日凌晨1时，36师106旅继续向南攻击，于天明时分进至沙泾港、岳州路、昆明路一线，其左翼已与87师打通联系。张治中亲临江湾87师师部指挥作战，决心利用87师和36师突入杨树浦租界进至岳州路的有利态势，以主力向汇山码头突击，实现中央突破，切断日军左右两翼的联系，然后向两翼卷击。为此将刚从南京赶来的装甲团战车营的战车第1、第2连的六辆英制维克斯6吨轻型坦克配属生力军36师，以装备德制37毫米战防炮的教导营配属给87师，进一步加强其突击力。
　　
　　下午，张治中下令87师协同36师向当面之敌猛攻，力求直突汇山码头。同时令88师佯攻虹口，98师警戒沙泾港以西。
　　
　　36师师长宋希濂在新港开设师部，亲自指挥211团攻击沙泾港西岸之敌，215团和216团在战车第1连的配合下沿邓脱路和兆丰路向南猛攻，212团则沿舟山路攻击前进，掩护主攻方向侧翼。当夜24时36师开始主攻，作为前导的战车第1连奋勇冲杀，连破日军数道防线，但是步兵被日军密集火力所阻，未能及时跟进，结果坦克因失去步兵支援被日军击毁！后续步兵虽然失去坦克支援但依旧毫无踌躇猛攻不止。日军盘踞在道路两侧的高楼上，居高临下组成交叉密集火网，并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分队实施反扑。212团在舟山路华德路口遭到密集火力拦截，伤亡惨重，106旅长陈瑞河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215团的攻击也同样难以前进，第2营营长李增阵亡。部队见正面攻击无法奏效，便迂回侧后的小巷，准备从高楼后面攀窗而上，结果日军坦克突然杀出，以炮火封锁了巷口，再以燃烧弹猛轰，300多官兵葬身火海！216团前赴后继冲过百老汇路，一直攻到汇山码头大门前，但是没有随伴炮火摧毁坚固的码头大铁门，而四周日军弹如雨下，稍有迟误便有大量伤亡，团长胡家骥身先士卒攀爬铁门，官兵相继跟进，但是攻入码头的部队立即遭到日军猛烈侧射火力压制，死伤枕籍，胡家骥左右随从死伤殆尽，胡家骥也身中五弹！眼见无法巩固战果，死伤又重（216团伤亡高达570人），216团只好退回引翔港，日军乘势反击，宋希濂紧急投入师预备队工兵营才稳定战线。
　　
　　21日就在第36师发动猛攻后，87师也开始攻击，战至午后先后攻占了精版印刷厂和康泰面粉厂，但是对日军在沪东最重要的据点公大纱厂却屡攻不下。
　　
　　同日，另一支德式部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也从南京抵达上海江湾地区。
　　
　　22日，双方依旧激战不止，但战线呈现胶着状态。
　　
　　23日3时，36师经过短暂调整以3辆坦克和3个步兵营再次向汇山码头发起攻击，此次步坦协同比昨日大有进步，坦克接连摧毁日军多处阵地，步兵以血肉之躯吸引纵深日军重机枪火力，掩护坦克突入敌阵将其摧毁。战至5时，再次冲入汇山码头，并肃清码头日军。但日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军舰立即以舰炮猛轰，接着百老汇路两端日军在飞机支援下从两面反扑，国军坦克全部被毁，冲入码头的官兵死伤累累，一营之众仅数十人生还！被迫退回唐山路，此次突击功败垂成！
　　
　　但是几天来，国军各部的猛攻，已切断日军两翼，压迫其主力收缩至陆战队司令部和公大纱厂等几个孤立据点。杨树浦日军面对国军勇猛突击，惊恐之下竟纵火为障，百老汇路、公平路等地的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更有三批共约四五百人慌不择路逃至外白渡桥，向守卫租界的英军投降！缴械后被关押在外滩公园。
　　
　　8月23日，日军后续部队第3师团在川沙登陆，直接威胁到中国军队的侧后安全。因此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进攻日租界的战斗就此告一段落，从此后日军从守势转为攻势，战役态势也随之逆转。进攻日租界的战斗，中国军队投入以德式师为代表的精锐主力，鏖战整整十日，史称十日围攻。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却功败垂成，其中原因，除了日军拥有绝对优势的海空火力支援外，我军在作战初期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前五日实际只有第87师和第88师两个师），也是重要因素。可以设想，要是在8月14日就一举投入四个师，结局必然大不一样。此外，德式师在战斗中所采取的闪击战术，比较适用于宽正面大纵深的野战战场，而不是高大坚固建筑物林立的狭窄市区。而且德式师在攻击坚固建筑为依托的市区时，火力薄弱的致命缺陷一展无遗（虽有装备150毫米的重榴弹炮，但是因为市区里缺乏有利的放列阵地只能部署在市郊的大场，因距离较命中精度太差，又没有使用燃烧弹，效果可想而知！），更令人不解的是，德式师居然没有想到使用爆破战术（国共战争期间，解放军攻克坚固设防的城市主要就是依靠爆破战术！），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事史上在近代励精图治，进行现代化建设以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的过程中，运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德式师精锐部队所进行的第一次三军立体协同作战，德式师在战役中所展现给世人的风采，令战场上的对手日军也赞叹不已，在日军战史上甚至将淞沪会战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十日市区围攻也是德式师战史上最为壮怀激烈的篇章，然而其最后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扼腕！

淞沪苦战
　　
　　8月23日后的淞沪第二阶段作战中，36师、87师、88师虽迭经苦战，伤亡惨重，但是依然坚持战斗在第一线，除以主力继续攻击市区的日军，还不时抽调部队对外围日军进行反击，以巩固防线。
　　
　　8月24日和25日夜，张治中从第36师和第87师各抽调两个团组成突击集团由第36师师长宋希濂统一指挥，向泗塘河一线日军出击。该两师在市区的四个团则退至租界交界地区固守。出击部队利用夜间连续组织攻击，以血肉之躯与日军舰炮与飞机的猛烈轰击相搏，伤亡甚重却无法歼灭当面之敌，与敌在泗塘河一线形成对峙。（教导总队中非德式装备的第2团于23日下午赶到泗塘河，但是在驰援途中就遭日军猛烈炮火拦截，还没参战就已蒙受了很大损失，实力大损，因此只打了一天全团伤亡就已过半，难以再战而退出战场休整。）
　　8月27日，在市区的国军部队调整部署，第88师和独立第20旅一部为右翼退守闸北，第36师和独立第20旅另一部居中，退守引翔港与沪江大学以北，第87师和新到达的第61师为左翼，坚守吴淞。
　　9月6日，日军为保证其在公大纱厂所建立的临时机场安全，以坦克一个小队、炮兵一个中队、步兵一个大队的兵力猛攻公大纱厂以北36师阵地，36师顽强抗击，击毙日军大队长饭田七郎。
　　9月11日，月浦、杨行相继失守，德式师所坚守的江湾、庙行一线成为整个战线的突出部，态势极为不利，因此命令第9集团军主力撤至蕴藻浜、庙行、江湾、北站一线。
　　9月21日，张治中调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第9集团军司令由朱绍良担任，87师师长王敬久升任71军军长、88师师长孙元良升任72军军长，36师师长宋希濂升任78军军长，但是这三个军部队均无增加，都只编有一个师。
　　9月26日又一支德式部队税警总团投入淞沪战场。该团甫到战地便接替第87师在蕴藻浜以南陈家行地区防务。10月2日日军第九师团、第三师团开始强渡蕴藻浜，激战两日之后，日军从侧翼突过蕴藻浜，税警总团阵地陷入三面受敌的险况，但仍抱必死之决心奋战不止。严家桥、曹家宅两地守军死伤殆尽后阵地始为日军所占，税警总团立即在友军配合下进行强力反冲击，乘日军立足未稳重又夺回两地。日军旋以炮火猛轰，继而投入步兵，税警总团与敌苦战不已，多次展开惨烈的白刃肉搏，严家桥的守军第二次全部牺牲后阵地才告易手。10月15日税警总团终因伤亡太重而被调至后方休整。
　　10月24日至25日，第87师坚守冯宅、庙行、李家楼一线，正是日军主攻焦点所在，87师官兵浴血苦战，顶住了日军连续猛攻。26日黄昏，战线重要支撑点大场失守，致使庙行的87师、闸北的88师和江湾的36师侧后暴露，不得不向苏州河以南撤退。
　　德式师退到苏州河以南时，因连日激战的巨大损耗，其战斗力已降至最低点，时任炮兵总指挥的邹作华少将就曾回忆到：“在江湾、闸北方面的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浴血苦战，元气大损，36师、87师和88师都是筋疲力尽，差不多没有战斗力量了。”但是，德式师各部士气依旧高昂，当大场失守的消息传来，闸北的88师官兵无不悲愤敌忾，一接到死守闸北的命令，全师上下均为得到迎击日军效命疆场的机会而欢声雷动！
　　国军沿苏州河以南仓促建立防线，36师、87师、88师和税警总团等德式部队均在其列。
　　为掩护全军后撤，88师仍坚守闸北市区阵地，死守不退，给予日军重大杀伤，被日军称作“可恨之师”！目睹闸北之战的英国驻上海部队司令斯摩兰准将感叹到：“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中国军队最后保卫闸北更壮烈的事了！”——88师自8月13日开战以来，一直就在闸北作战，最初是十日围攻，随着日军在宝山登陆后战役重心北移，88师对当面日军采取守势，形成对峙，直至10月27日撤离，足足坚守了两个半月，未失寸土。
　　国军全线后撤时蒋介石曾打算让88师留守苏州河北岸，征求88师师长孙元良意见时，孙认为孤军死守毫无价值，最后只决定派一个团留守，实际上孙只命令524团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1营45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死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从10月27日至31日夜血战四昼夜，抗击日军数十次攻击，毙敌两百余，最后奉命杀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这一壮举更是大振军威国威，写下淞沪会战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
　　10月30日，日军向苏州河以南发动攻势，以税警总团所在的周家桥地区战斗最为激烈，税警总团接连击退日军七次强渡。但日军最终还是在猛烈炮火的弹幕射击掩护下渡过苏州河，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亲赴第一线指挥，双方在刘家宅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每楼每屋都是经过激战。周家桥地区也成为整个淞沪会战中日军死伤最重的战场之一，最终刘家宅和周家桥两村因守军税警总团死伤惨重而失守，时任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也身负重伤，身上共中13块弹片！次日36师赶来增援，与税警总团联手反击，鏖战终日，仍未能夺回刘家宅。
　　11月3日，日军继续猛攻税警总团阵地，第5团团长丘之纪阵亡，全团官兵死伤过半。第4团随即投入战斗，以凌厉的反突击攻入刘家宅，但只夺回了南侧一半的民宅，日军据北侧民宅顽抗，双方在村内逐屋逐室争夺，战况极其惨烈。战至18时，税警总团终因伤亡太大而由36师接替周家桥一带的防务。
　　11月5日，日军第10军（下辖第6、第18、第114师团及由第5师团第9旅团编成的国崎支队）在杭州湾登陆，淞沪地区的国军有陷入包围的危险，第三战区随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总撤退。由于命令传达手段落后，撤退命令到达部队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各级指挥部已很难掌握部队，撤退命令所规定的逐次掩护根本无法得到落实，形成了各自溃退的混乱局面。
　　德式师主力凭借平素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尽管部队已经进行四五次补充，原先训练有素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几乎损失大半，所余不及十之二三，但是其部队的军魂依旧，在此大混乱的局面下没有溃散，36师和88师于11月15日建制基本完整地撤至南京，87师于12月上旬从镇江撤回南京。
　　
保卫南京
　　由于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组织混乱，原先依托吴福线、澄锡线等预设国防工事进行逐次防御的计划全部落空，加之各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撤退中又建制零落，战斗力大不如前，因此国民政府最初计划只使用不超过13个团的兵力在南京地区作象征性抵抗，主力继续后撤以保存有生力量。但是训练总监唐生智却力主死守，最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固守南京一至两个月，以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南京防御。
　　11月20日，唐生智颁布戒严令，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此时保卫南京的部队骨干只有36师、88师和教导总队，而且各部都是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未及补充整顿，兵力严重不足，只得放弃坚守南京东南既设国防阵地的打算，在复廓阵地展开防御，因此防御纵深相当狭小。具体部署为：88师守备雨花台及南京城南，36师守备江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南京城东，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
　　12月初，国民政府从第三战区和第七战区先后调集十一个师，加强南京防御力量。此时，南京卫戍区的总兵力才勉强达到十五个师，约十万人。其中德式师的精锐——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都在其列，但是这些部队经过淞沪会战的损耗，有的进行过四五次兵员补充，接受过德式训练的精兵所剩无几，平均只占部队员额的20%至30%，总体战斗力与开战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多只及开战时的四五成而已。蒋介石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特意改变将国军唯一的装甲部队——装甲兵团撤往湖南的计划，将装备17辆德制pzkpfw1-a型轻型坦克（即I式a型）的战车第3连留在南京。
　　12月3日，日军开始全线向南京推进，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至6日已陆续突破国军各部的警戒阵地，逼近南京外围。
　　6日下午，日军第16师团先头部队已突入南京近郊的汤山镇，卫戍司令部即令36师抽出一个团前去阻截。
　　7日，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南京外围第一线主阵地开始攻击。刚从镇江撤至南京的88师被迅即调往74军与66军结合部高桥门地区，36师以预备第2团配属战车连协同第66军、第41师向突入汤山镇的日军进行反击，但是日军后续部队已经到达，并抢先向66军、41师阵地猛攻，因此反击企图无法达成，预备第2团只得在东流以西抢占有利地形转入防御。
　　8日，局势更为紧张，日军先后攻占汤山镇、淳化镇、靖江、镇江、宣城等外围要点。国军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复廓阵地。由于撤退仓促，日军又衔尾紧追，一些复廓阵地尚未稳固即被日军突破。至9日拂晓，日军已进至麒麟门、苍波门、光华门、雨花台等地，并开始进行总攻城垣的准备。
　　9日上午，突入光华门的日军第9师团开始攻击87师260旅在工兵学校的阵地，凭借灼烈火力支援于10时攻占工兵学校，进而日军坦克部队开始以坦克炮火力直接轰击城垣，甚至还有小股日军先头部队已突入城垣。卫戍司令部一面调预备队宪兵第2团增援，一面严令87师组织反击。87师副师长陈颐鼎指挥261旅和269旅各一部从通济门、天堂村向日军侧后反击，经过反复激战，终将光华门一线日军击退，重新夺回工兵学校。但仍有少数日军潜伏在光华门城门洞内。
　　10日战况更为激烈，特别是在南京城东南，日军已扫清复廓阵地直扼城垣。卫戍司令部急调156师驰援，87师在得到援军后终于顶住日军猛攻。入夜后，156师选派精干人员坠城垣而下，将潜伏在光华门城门洞内日军残部肃清。
　　而雨花台地区的88师正当日军进攻锋芒，遭到日军两个师团主力和坦克、飞机的协同猛攻，第一线工事全部毁于炮火，守军死伤甚重，被迫退守二线阵地。
　　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地区，教导总队拼死坚守，血战终日未失寸土！日军见正面强攻不成，乃调第13师团山田支队从其右翼加入战斗，迂回攻击紫金山。
　　雨花台一带激战犹酣，二线阵地工事也被日军炮火摧毁，守军且战且退，据守核心阵地继续战斗。日军第114师团直逼中华门，城垣及城楼均被日军炮火摧毁，少数日军乘势冲入城内，88师立即抽调部队迎击，几经苦战终将其逐出。
　　日军第10军直属的国崎支队在攻占当涂后于11日渡过长江，沿江西进直扑浦口。国军统帅部见日军已突破长江，南京局势日趋危急，为避免守军尽墨，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令顾祝同转告唐生智当晚撤退，但唐生智考虑自己曾力主坚守，现在又要突然撤退，怕背上骂名，要求最高统帅直接传达清楚后方才撤退，当晚蒋介石电令唐生智可相机撤退，唐生智这才开始制定撤退计划。
　　12日，日军攻势更盛，雨花台核心阵地于10时许失守，守军88师264旅残部因后路中华门已被堵死，无法推入城内，只得在敌火力下沿护城河北进，结果死伤累累，残部于17时到达下关江边，乘坐88师自行控制的木船北渡长江撤至浦口。
　　日军攻占雨花台后，占据中华门外的制高点，对中华门一带城垣威胁极大，88师262旅冒着弹雨死据城垣，力战不退。88师师长孙元良竟在此危急关头率师部直属队擅自撤向下关，企图步264旅残部后尘渡江，在挹江门被36师师长宋希濂所阻，乃重回中华门。中午时分，日军集中炮火猛轰中华门城垣，中华门西侧城垣轰然而倒，日军随即蜂拥而入，88师抵敌不住，开始退入城内，中华门附近居民也为逃避战火向城内奔逃，难民、溃军拥挤道路，市内秩序由此大乱！
　　36师于14时接到卫戍司令部命令，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戒严，严禁各部擅自渡江。而此时，日军第6师团已攻入中华门，第3师团等部也逼近中山门，守军在日军压迫纷纷后撤至乌龙山、紫金山一线，74军还曾准备在三汊河架设浮桥准备渡江，但被36师所阻。此时南京守军军心已经开始动摇。
　　蒋介石虽电令唐生智可相机撤退，但出于政治考虑还希望能多坚守一段时间，因此于12日又致电唐生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则民众多加一份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但是此令发出时，唐生智的撤退命令已经下达，朝令夕改只能增加指挥系统的混乱。
　　17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会议，部署撤退行动，下发撤退命令及计划。其计划基本设想是各部均从正面突围，只有少部随卫戍司令部从下关渡江。但是书面命令下达后，唐生智又以口头形式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可用轮渡过江，向滁州集结。唐生智这一口头命令本意是为了能更多保存战斗力最强的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也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代。但是这样一来却使本来就已混乱的撤退更为混乱，上述各部自然不会向正面突围而选择从相对比较安全的下关渡江，而其友邻则不明就里，也跟着撤退。还有一些部队根本不按照规定时间开始撤退，有的会议刚一结束便开始撤退，有的甚至还未接到命令就已经自行开始撤退。在此之中，一些高级将领只是向所属部队打电话通知撤退，便不顾部队自己先行渡江，其中不乏德式师的指挥官，如原87师师长现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现任师长沈发藻会议结束后就没有回指挥部直接奔下关，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指挥部将撤退事宜告之参谋长邱清泉后就脱离部队先行赶往下关，而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不等会议结束就以先去下关与36师联系为由只用电话通知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自己先去了下关。
　　在撤退命令下达前，已有不少溃兵拥至挹江门，而驻守该地的36师因没接到撤退命令，仍执行原先戒严的命令，甚至出现面对溃兵如潮开枪制止的情况。更是加剧了撤退的混乱程度。撤退命令一下，失去指挥的部队纷纷沿尚还安全的中山路向下关撤退，挹江门左右两个城门洞已被堵死，只有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大队人马蜂拥争过，不少人被践踏而亡，其中甚至有在光华门指挥部队勇拒日军的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下关码头的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各部队争相抢夺船只，不少船只因超载而下沉，更有一些人见无船可渡，便利用门板等漂浮器材自制简易泅渡工具渡江，结果多葬身江心。
　　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率司令部人员于12日晚从下关乘坐小火轮渡过长江，36师利用驻守挹江门控制小火轮的便利，在司令部过江后也乘坐小火轮渡江，因此损失不大。
　　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则没有36师那么幸运，大部没能渡过长江（留在城里的多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冤魂），只有少数官兵历经辗转渡江归队。
　　装备德制轻型坦克的战车第3连除3辆在战斗中损毁，其余全部在撤退中丢弃损失。

最后终结
　　教导总队从南京撤退之后，在武汉收容零散官兵，补充新兵，以储存在后方仓库的武器进行重新武装。1938年1月，军政部将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的湘军系统的第46师进行重新整编，将该师部分官兵并入第11师与第61师，以师部及所剩下的官兵与教导总队的残部合编成新的第46师。至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番号不复存在。
　　合编之后的新第46师师长为原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副师长李良荣(原航校特务团团长)和周振强（原教导总队副总队长）。第46师下辖第136旅、137旅和138旅，其中教导总队残部编成第138旅，由马威龙（原教导总队第3旅旅长）任旅长。2月桂永清升任第27军军长，师长遗缺由李良荣接任。
　　1938年5月下旬第46师在27军建制内参加豫东作战，日军第14师团集中全力猛攻27军在杨固集、双塔集一带的防线，27军此时既无士气也无战力，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桂永清竟不思反击反而率部退向开封，只是命令配属作战的88师接替106师防守兰封，88师师长龙慕韩竟步桂永清后尘于5月23日擅自放弃兰封，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占战略重地兰封。德式模范师竟如此表现，实在令人痛心疾首！蒋介石闻讯后严令48小时内必须收复兰封。国军71军、74军、64军和27军全力反击，血战两天后于27日收复兰封，激战中46师再无昔日的赫赫虎威，三个旅长一死两伤（教导总队改编而成的138旅旅长马威龙阵亡），团长伤亡各二名，营长阵亡九名，全师伤亡达5000余人，却毫无战绩可言，收复兰封及周围要地的功劳均归于71军和74军。因此战后88师长龙慕韩被处决，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嫡系将领，桂永清和李良荣均被免职，第27军番号撤销，第46师仅剩3000多人，曾经显赫一时威风八面的教导总队基本已难觅其踪。46师的残部随着胡宗南的第17军团西撤，随后顺理成章地被胡宗南整编。1938年11月胡宗南系统的黄祖勋出任师长，下辖第136旅和第138旅。1944年1月该师划归第57军，1945年2月华南地区国军整编，第57军被裁撤，第46师也随之遭到裁撤的命运，所部官兵补入第54军第8师。
　　
　　36师是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德式师中唯一建制完整的部队，但也因伤亡过重而调江西萍乡进行三个多月的休整补充。1938年5月豫东作战开始后即奉命参战，在开封地区作战中毙敌千余。1938年8月武汉会战中，36师终于不负厚望，创下了整个抗战期间最为辉煌的战功。
　　9月1日，36师在富金山及800高地展开，与第3兵团其他各部一起构成战线阻击由合肥迂回武汉的日军第2军。
　　9月3日，日军第13师团在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突破了71军在新集子与石门口的警戒阵地后直扑由36师坚守的71军主阵地富金山。71军军长宋希濂就是36师的老师长，他深知富金山一线是整个战线的关键所在，一旦失守日军将长驱直入，乘36师的身后国军后续部队还在集结之中，还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御之机直入武汉城下！因此可以说36师在富金山每坚持一天甚至一小时都是宝贵的！从当天上午10时，日军投入第26旅团主力，在24架飞机和全师团炮火支援下，向富金山猛攻不迭，均被凭险固守的36师击退。
　　日军攻击富金山的兵力从最初的一个联队逐次增加到整整一个旅团又四个大队，在飞机重炮的陆空一体火力掩护下，连日猛攻，36师利用富金山有利地形拼死坚守，与日军反复拼杀，予敌重大杀伤，未失寸土！
　　
　　9月7日，日军第10师团攻占固始，并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南下攻击富金山以西的武庙集，严重威胁富金山阵地侧后。宋希濂立即将军预备队88师523团紧急调到日军南下必经之路的坳口塘设伏，予来犯之敌重创，迫其退回固始。而在富金山正面，日军后续部队第16师团已进至六安以西，第13师团解除了后顾之忧全力猛攻，从9日至10日，不分昼夜猛攻不止，36师浴血苦战，将日军的进攻尽数粉碎。日军第13师团从11日凌晨起，倾全力猛攻。战至9时许，从富金山与石门口的战线结合部突入，36师在师长陈瑞河的指挥下，抱必死之心进行逆袭，官兵奋勇拼杀，前赴后继，与日军白刃搏杀，战况殊为惨烈。36师迭经多日血战，虽得到88师一个团的增援，但在此死伤甚重的时候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击退人数火力均占优势日军的如潮拥进，至下午16时，36师除富金山主峰制高点外，其余阵地全告失守。就在这样的紧急时刻，陈瑞河师长还是组织全师残部实施了最后一次强力反击，虽予日军极大杀伤，但36师所余兵员已不足千人，难以再战，因此宋希濂以61师从富金山右翼发起反击，抢占800高地至庙高寺一线，以掩护36师后撤，富金山至此方告易手。——36师坚守富金山九天九夜，以坚韧顽强的防御迟滞日军第2军的攻击，毙伤日军第13师团逾万人（其中第26旅团长沼田德重少将重伤，其所属四个联队长亡二伤二），为国军赢得了调整部署的宝贵时间，彻底粉碎了日军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的战役企图。因此9月14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全军嘉奖：“……是则宋军陈师之壮绩，已获得超出之代价，尤其精神上足使敌确认我愈战愈强，抗战精神，历久弥增，令其气短。……”并号召全军学习36师的精神，“各奋英勇”，杀敌报国。宋希濂与陈瑞河双双获得华胄荣誉勋章。而德式师硕果仅存的36师此役从万余人锐减到800人，几乎损失殆尽，为德式师写下了最后的辉煌与荣光！36师里那些熬过了淞沪血战与南京保卫战的百战雄兵基本在富金山拼光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化的德式师最后谢幕是如此的悲壮与辉煌，真正无愧于国家的栽培与重任！
　　
　　此后的36师、87师和88师的番号依旧出现在国军序列里，但是昔日那支装备着全副先进德式武器，德国军事顾问一手培养，接受了先进军事思想理念的精锐之师，抗战全面开始仅仅一年之后就消耗殆尽了，其中在淞沪会战中未能一举肃清市区日军，痛惜之一；在南京保卫战中因为决策失误而毫无价值地损失在溃退中，痛惜之二！如果这支精锐部队能保存下来，在以后的战争，尤其是野战之中与日军堂皇对战，必能予敌重创大振军心！
　　
　　尽管德式师的装备、训练、战术等综合战力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堪称翘楚，可是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充其量相当于德国的轻装步兵师。不过至少在落后的中国大地上还曾有过这样一支让人惊叹感慨的部队，已经能让我们在心底涌起一阵激昂，只是他们本可以创造出更为辉煌与光荣的战绩！
　　
　　我们更不能忘却德式师在抗战初期闻义赴难，朝命夕至，作战之中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其报国之忠，陷阵之勇，牺牲之烈，丝毫无愧于中国最精锐之师的赫赫声威！
　　
　　附一：税警总团
　　
　　在国军德式部队中还有一支比较鲜为人知而又特殊的部队，那就是不属于军队系统而属于财政部的税警总团。1932年组建，共有6个团的编制，总兵力约2.5万人，也是德式装备（和德式师一样，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轻机枪多是从进口的捷克ZB26，重机枪则多为马克沁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7.63毫米毛瑟M1932，甚至还配备有“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支出）。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参加了蕴藻滨、苏州河以南防御等战斗，几乎伤亡殆尽而遭裁撤，余部被编为第40师，隶属于第三战区。
　　
　　原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孙立人从香港治伤回国后，以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中的5000伤愈伤员为基础组建财政部缉私总队，孙立人任队长，齐学启任参谋长。1939年缉私总队恢复税警总团番号，并在贵州都匀和四川五通桥等地重新进行整训，这一税警总团的名声要远比老税警总团响亮得多，人们印象中的税警总团就是指这支部队。总团长孙立人，副总团长齐学贤，参谋长何钧衡，下辖五个团又五个独立营以及直属特务团、学兵团等单位。
　　
　　1941年，税警总团第2、第3、第4团和直属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38师（第1、第5团则被军统兼并，担负各地要害机关和部门的守卫部队），孙立人任师长，齐学启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隶属于第66军建制。新38师成立后参加军政部校阅，其综合战斗力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缅甸远征军。在印缅作战中最负盛誉的仁安羌解救被围英军就是新38师。后远征军失利后新38师撤入印度，接受美械装备与训练，并与新22师合编为新编第1军，也就是国军著名的五大王牌主力之一。抗战胜利后，又脱离新1军建制成为新编第7军的骨干，最后在1948年10月长春投诚。

　　附二：36师、87师和88师的最后结局
　　
　　36师富金山一役后，先经襄阳、随县在大别山区进行整补，后随71军北上退往陕南，其后又移驻河南灵宝，休整达八个月之久，逐步恢复了元气。1940年3月李志鹏接替陈瑞河出任师长，率部开赴晋东南地区与日军周旋数月，首战即力克长治，有力掩护国军调整兵力部署。后至陕南豫西地区休整，继而南下入川，于1941年7月进驻西昌。1942年3月，36师奉命进入云南，作为远征军的后援，5月日军击败进入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并衔尾紧追撤回国的远征军。由于第66军不战而退，日军直入滇西，威胁昆明。此时36师刚刚抵达滇西祥云，立即征集车辆紧急开赴保山。36师到达怒江东岸的惠通桥地区后迅即索敌攻击，迅速肃清乘座橡皮舟艇渡过江的日军小部队，并构筑工事展开防御。日军因惠通桥被炸断，主力及重装备无法渡江，又见36师整军以待便放弃渡江东进的企图，在松山转入防御，双方形成对峙。
　　1944年36师改隶第20集团军54军，参加了滇西反攻、强渡怒江、攻占腾冲等战斗。抗战胜利后36师先是在广东与解放军东江纵队多有交手，迭有胜绩。1946年改编为整编第36旅，旅长李志鹏，隶属于整编54师，投入华东战场，作为进攻胶东的主力，于1947年9月攻占平度。1947年12月初该旅106团及108团第1营在莱阳被歼，此役106团团长胡翼烜率部死守十数日，最后仅率17人突围，虽丧师失地，但该团以一团之孤军独拒解放军三个纵队的围攻，其顽强精神也为国军所少见，所以战后胡翼烜团长升任少将旅长。随后36旅重建106团。同月整编54师主力北调东北，36旅依旧留在山东，转隶整编45师，守备青岛。
　　1948年11月，整编36旅恢复36师番号，师长胡翼烜，隶属50军（即原整编45师）。1949年6月从青岛登船南撤广东。1949年10月36师在广东阳江地区遭到解放军第43军的沉重打击，师长李成忠被俘。张国英接任师长率领余部撤至海南岛，旋即被撤裁。36师的辉煌历史至此彻底结束。
　　
　　87师和88师一直在71军的建制里，1942年5月因滇西告急，而被紧急调入云南，作为36师的后援迅速抵达怒江东岸，肃清渡江的小股日军后就地展开防御。
　　
　　1944年5月参加滇西反攻，经过激战攻占重镇龙陵，进而挥师南下，连下芒市、遮放、畹町，于1945年1月直入缅甸的芒友与驻印军胜利会师。
　　
　　87师与88师因在滇西反攻中牺牲巨大因此滇西战事刚一结束随即调回保山整补。此时正值日军发动豫湘桂作战，在广西地区连陷桂林、柳州、独山，贵阳告急，因此88师立即空运贵阳，迅速稳定了局势。在随后的广西局部反攻中，71军又作为主力之一参加反攻。日本投降后71军空运上海受降。